推进内循环,重要的措施有那么几项:
第一要抓好创新,内循环的重要载体是创新;
第二,要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把新基建搞上去;
第三,第三是老树新芽,挖掘传承产业的新发展空间;
第四,第四,解决社会内循环的消费能力的问题。

我们的创新目前有三个薄弱环节,如果在内循环下要把这三个薄弱环节补上,就会形成巨大的发展动力——

第一,目前中国在核高基的研发投入上还是短板,中国的研发费已经达到GDP的2.2%,一年有22000亿的投入,在世界排名第二。

但是其中投资到核心、高科技、基础性的研发,只占5%约1100亿,比例非常低。美国在核高基投入的研发费是我们的20倍。

这方面我们要向任正非学习,任正非一年研发费是他的销售额的15%,他1000多亿的研发费里面,30%投在芯片这些核高基上,也就是300亿。这样的话,全国1000多亿核高基研发投入里任正非一家去了300亿。

而我们那么多大专院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研发费,都是分散耗散,核高基领域的品种投的真的不多,今后要补这个短板,

第二,科技成果转化的不多,好不容易有0-1的研发成果,但转化为生产力的转化率太低。

4月9日中央要素市场改革文件里特别讲了一个概念,要形成一大批像德国的弗劳恩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干嘛的?

它不搞科研,而是把德国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科学技术转移的机构。你有成果,他有成果转化生产力的智商,弗劳恩研究所就把两头接起来。

我们国家就缺这个,孵化器一大堆,就把发明创造的科学家纳到孵化器里,这个孵化器其实就是一幢楼,房租不要,让你在这搞,结果那些专家在大学实验室能无中生有的发明科学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的成果,但这些成功转化没有发生,所以这方面我们路径有误差。

好不容易转化出那么一点东西,但过去资本市场没开门,从去年开始科创板出来了,独角兽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资本投入体系开始大门打开。

如果这三个环节打通,将是中国今后内循环创新的核心链条。

 

再说新基建。新基建之所以重要,它代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现在我们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就是智能化革命,5G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形成的产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等等。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不仅是跟进者,我们还是引领者之一,在5G一些方方面面我们是比较领先的引领者。所以中央在疫情下推出新基建,非常了不起的前瞻性,把这件事做好也是内需。

第三,老树新藤,挖掘传统产业新的发展空间,外循环的时候可以不当回事,但是当内循环的时候这也是新的增长动力。比如汽车我们已经连续三年销售量在下降,年年下降好像到了天花板。

但仔细想想我们的汽车保有量是17%,每1000人是170辆,美国1000人是840辆,欧洲所有国家加日本、韩国发达国家经济体系是60%多,我们现在才17%,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发展中国家也有40%以上,凭什么我们到了17就天花板了呢?这些都是可以动脑筋的。

最后一条,我们有一个社会内循环的消费能力的问题,发展的主体动力源泉一是企业,二是小微企业,三是老百姓,这三块内循环的主体动力要发挥。

企业有没有积极性看六条,一就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能解决好,二税费成本要比较低,三有公开、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四要保护企业的资产的权力,五政府和企业之间亲戚关系要处理好,六还要保护企业家的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你把这六条做好企业就发展了,这是一个。

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小微企业不是生产力突破的什么工具,但它能够自我解决就业,80%的就业都在小企业里边,所以你把它当做民生自己保障自己,能有钱消费的重要的一个群体。

我们还有六个亿低收入人群,主要是农民。我做过统计,重庆3千多万人,2千万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占全部年收入3%,97%是劳动收入或者出去打工的收入,这个问题40年没变,这就是中国农民穷的一个基础性原因。

如果能够让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从3%变成30%,我就相信农民的收入会有巨大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讲还要靠改革。

以上这些,就是我讲的内循环下要从技术进步开发到新基建、新的工业革命,老树新芽,动力系统,企业动力、小微动力、个人消费的动力,把这些事做好,内循环就会很好的转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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