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轮改革由七大主要支柱构成：行政体制改革是所有其他改革展开的基础；财税、金融和要素价格改革是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核心；土地和户籍改革则是下一步释放新型城镇化增长动力和活力的关键；国企改革则事关公平市场环境建立，进而决定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终实现。
行政体制改革是所有其他改革的基础
首先，行政体制改革是所有其他改革的基础——在整个改革体系中，行政体制改革是最先行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重新梳理中央政府各部门设置，即大部制改革，旨在简化机构提高效率；重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向地方放权，提高基层自主性；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向企业和社会放权，只有政府收缩了，其他两者才能伸展。
财税体制改革应纠正事权与财权错配
其次，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要素价格改革，它们既是一揽子的最小改革方案的内核部分，也是对1992-1994年价格-财政-金融整体但又未尽改革的最新呼应。1992-1994的大转型确实奠定了后续20年繁荣的根基，但其中未尽之义又是目前众多后遗症的根源，这次是再推系统改革的升级版本。
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市场深化同步进行
从金融体制改革来看，未来的主要方向是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项国家战略，它既是对高烈度货币竞争的正面回应，也是借外部压力倒逼国内新一轮改革的契机，犹如当年加入WTO。人民币国际化的难关是资本账户开放，应该会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在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并力争在2015年前后实现资本账户基本可兑换，2020年之前实现完全可兑换。
适时推进资源税和环境税
要素价格改革领域而言，目前极度困扰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本质是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中国要素价格普遍偏低，尤以水、电、气等为甚，这本质上是对生产者进行补贴，并纵容生产者低效利用能源、资源，危害环境安全。要素价格改革是未来推进泛环保产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并对中国工农业生产效率提升起到鞭策作用。在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电、用水、用气等阶梯价格制度，完善水电上网价格形成机制，并推进资源税和环境税优化，将会理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和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
土地症结在于使用权人为分割和固化
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则是新时期进一步释放土地和人力两大核心生产要素活力的关键，更关系到城镇化目标的实现以及农民利益的保护，事关经济社会稳定以及长远发展。
土地问题的症结在于使用权人为分割和固化，同地不同权。现行制度下，城镇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但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农户，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归分别归农户和集体企业。政府可以通过征收、没收、征购、征用等形式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同时政府通过严格的土地使用规划、高度集权的行政审批牢牢将土地参与工业化、商业化的大权控制在手中，实际上农民完全与土地要素的工业化和商业化过程隔离，仅拥有农地的承包经营权和限于集体内部的流转权，即所谓同地不同权——最近广东试行农村宅基地乡镇内流转，但依然只是在本镇、本集体内部流转，农民的土地受益权被严重压制。
户籍改革主要问题是户籍需求错配
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户籍需求错配。小城镇户籍已经基本放开，但对农民却并没有多大吸引力：欠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就业机会匮乏、公共服务不足，当地农民大都选择到发达地区做“伪市民”；真正有吸引力的是大中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优渥，就业机会多，但目前来看开放之路困难重重，关键在于，大中城市的公共资源仍然有限，承受不了过量人口的涌入。其实户籍只是获取公共服务的牌照而已，积分制和居住证制是一条可行之路，居住证保障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未来这些公共服务将在国家一级统筹，并且跨区域调节转移支付。更多的优质公共服务则根据积分数量上升逐步最终现实并轨。而耗资巨大的住房服务方面，健全保障房分配制度，推进公租房、廉租房并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也要同常住人口相挂钩，并可以进行跨省市调剂。此外还需要提升城市化核心区域内的卫星中小城镇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来增强中小城镇户籍的吸引力。
理顺国退民进的逻辑
国企改革则事关公平市场环境建立，进而决定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终实现。预期主要改革方向是国有资产覆盖领域的调整和国有资本的有序进退。国有资产必须进行分类管理，这是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率，以及确定合适的国有经济布局的基本前提，只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实现相对控制。而其他一般性竞争领域则应该是完全交回给市场。即便是在国有经济已经形成绝对优势的金融、军工、电力、石化、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等领域，也可以进行产权多元化，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民资或者外资，实现国退民进，打破垄断，搭上市场效率的便车。
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国企分红和退出得到的资本应全部划至全国社保管理机构以充实养老基金，再以财务投资形式重新回笼到资本市场进行保值增值，为消化未来国民养老的隐性负债提供支持，即实现国有资本积累成果的全民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