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内外许多看好中国制造的人士对从2010 年前后喊起的“狼来了”并不在意，认为中国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和广阔的境外市场纵深，中国制造即便遭遇内忧外患，也不至于落到很坏的地步，但即便这些乐观派也承认，时代是发展的，市场是动态的，中国制造倘固步自封，是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世界工厂”位置上的。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制造的确遇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内需方面，尽管“向内需市场转型”的口号喊了几年，但“中国制造的内需依赖”至今仍未形成，一方面内需增长不尽如人意，储蓄率高企，人们不敢“任性花钱”，另一方面不少国人对中国制造的品牌信任度有限；外需方面，美国经济数据有所回升但多空分歧犹在，欧洲经济面回暖不如预期，日本、澳大利亚等市场自顾不暇欲振乏力，一直充当中国制造“强心针”、“消化池”的非洲等新兴市场虽然势头依旧，却终究会遇上瓶颈。尽管中国一季度各种经济数据照例会因春节因素失真，但据海关等相关部门和沿海、内地多个制造业“大户”节后反馈看，确实有一些地方存在开工不足的情况。
    对于中国制造业已走到十字路口，对于正徘徊于十字路口的中国制造急需转型和新的提振，才能获得新的增长动力，才能维持和提振其为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增长率和就业率，各方并无太大分歧，分歧在于究竟应如何转型，中国制造的未来是需要走专业之路，还是“转业之路”。
    所谓专业之路，即所谓“腾笼换鸟”，思路是通过压缩落后、过剩产能，提高中国制造的档次、效率和利润率，使之从目前的“山寨路线”、“倾销路线”升级换代，转而走向依靠品牌、技术和工艺等高附加值获利，从占领“草根市场”转攻“高大上”市场，从而为中国制造打开一片崭新的天地。
    所谓“转业之路”，即所谓“这下面没有水，换个地方再挖”，思路是利用国内外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将曾经适合、但如今已显得落后和效率不高的制造业部门向发展滞后、劳动力价格仍然较低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
    自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制造在经历十多年高增长后陡遇瓶颈以来，专业-“转业”两种转型路线的争论就一直激烈。在正在举行的“两会”上，这两种中国制造的转型路线之辩热烈依旧，且照目前情形看，这种争论很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让中国制造从“地摊货”、“卖场货”和“山寨路线”，脱胎换骨、凤凰涅槃，跻身高端制造领域，变“制造业大国”为“制造业王国”，其好处不言而喻，既可带动科研、高教等领域，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效率，又可提升中国工业产品的附加值和中国制造在全球制造业市场的“食物链”等级，提升中国制造的市场“抗击打能力”。纵观工业化革命以来、甚至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制造业王国的变迁，可以看到，不论中国、意大利古代的手工业，还是英、美、日等国在所谓“浪潮时代”次第崛起的纺织业、汽车业、家电制造业，在基本占领全球市场后，都会经历一个从弱到强、从群雄并起到一家独大，再从极盛到饱和，最终不得不通过升级、转型和淘汰过剩、过时产能另觅活路的过程，这个过程有的短促有的漫长，有的主动有的被动，有的在升级后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有的却就此一蹶不振，再不复昔日之盛。可以说，“专业路线”是任何一个制造业大国到一定阶段所必须经历、无法跨越的，中国制造也不会例外。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顽固坚持旧“食物链”，从而遗憾错失制造业升级换代良机的例子，如印刷业曾囿于雕版印刷的传统、积淀和某些优点陈陈相因，最终错失了和铅印、胶印同步升级竞争的时机；江浙传统的丝织业、棉纺业在外来机器棉纺业产品业已构成对国内外市场强大冲击背景下没有努力改革适应，反倒通过封闭市场、强化行会加以对抗，结果在市场大潮中一败涂地，兴盛数百年的丝绸之都苏州衰落下去，元末兴起的棉纺城松江更是衰落不堪，昔日松江府的属县——上海却依靠更“高大上”的机器纺织业后来居上，最终反倒成了松江的“上级”。顾虑既得利益，担心GDP 损失或就业率冲击，对迫在眉睫的专业化升级犹豫不决，很可能因小失大。
    但必须看到，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更需要综合考虑其对社会、对上下游产业的连带影响，一厢情愿的“专业”、“升级”，其结果很可能是“高大上”的新产品市场和消费者不买账，创造不了预期效应，原有的市场份额、就业岗位和利税却也就此丧失。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品牌的打造，专业能力的提升，技术、工艺和经验的积累，都需要时间和耐心，将“腾笼换鸟”概念化、政绩化，其结果很可能是西瓜捡不到，芝麻也丢光。
    “转业”的好处，是由此带来的冲击较和缓，原制造业所在地可变直接经营为资本、股份运作，低薪就业机会虽有流失，却可通过高薪岗位的增加和间接经营的获利弥补有余，而外来低端就业人口的减少也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同时，相对落后产能向内地、境外发展中国家的辐射，一方面可继续维持中国制造的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可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就业和社会的发展。但“转业”的风险也不言而喻：不论内地还是境外发展中国家，其配套条件、劳动力素质、地方行政效率、市场观念、机制环境、法制成熟度等，都和现有制造业基地存在一定的落差，许多“先行者”已因此饱受产品质量不稳定、交货期无保障之苦，导致严重损失。事实上，这些“转业目标地”劳动力成本一直更低，制造业投资者之所以一开始未“一步到位”选择那里，或曾经选择却浅尝辄止，不是没有原因的。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的大国，此处已饱而彼处尚饥，东边过涝而西边或仍干旱，具体到中国制造，也同样是冷暖不均，面临的问题是多元化的，专业和“转业”两条路事实上都无法避免，也都不可偏废，一味强调一端，甚至力图制订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中国制造改进模板”，恐怕都只能收获削足适履的尴尬。承认并掌握中国制造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尊重市场规律和消费者取向，该“专业”就“专业”，该“转业”则“转业”，才能让中国制造平稳通过十字路口，迈向新的腾飞之路。
制造业升级 重在整合创新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工业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自2010年超过美国之后，我国一直保持着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目前我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已经超过20%。从深层看，随着要素结构变化，支撑经济增长的低成本红利正在快速消失。
    在经过长期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也进入了亟待结构优化、产业升级的阶段。新常态的经济环境倒逼企业转变粗放的数量型发展模式，全球制造业在国际金融危机后进行新一轮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同样逼迫制造业迈向中高端。我国制造业必须制定更加明智的发展战略，有效进行产品、产业结构、企业价值观和组织结构的治理整合，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在产业竞争制高点上拓宽新的视野，在产业体系上完成从工业化初期的产业体系向中后期的产业体系转变，最终实现由低成本的要素优势向技术与品牌优势的转化，完成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质变。
    第一，完善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转型升级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毫无疑问，该论断同样适用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把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我国经济与体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选择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结合型的产业升级模式会有效地推进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第二，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孕育兴起，我国制造业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事实证明，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走创新驱动的道路。要实现创新驱动，一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选择作用，以市场为导向，由市场主体分散决策。二是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主体作用。三是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创新生力军的作用。四是适应创新开放性、跨领域、多元化、网络化的特征，整合资源，协同创新，企业要积极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共建产学研联合创新平台，共享创新资源，在科技攻关、技术转让和培训等方面开展紧密合作。
    第三，把产业新趋势作为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我国制造业在经过长期发展之后，已经具备相当的产业基础与实力。随着引进红利的逐渐消失，我国制造业应当改变之前的模仿与学习策略，着眼于高起点，把制造业发展新趋势作为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与目标选择。一是在生产手段上，把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运用到产品研发、设计、制造的全过程，缩短设计环节和制造环节之间的时间消耗，降低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成本; 在生产中广泛应用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等智能装备; 借助云计算等新技术和新平台，整合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运转，更多采用异地设计、就地生产的协同化生产模式。二是在发展模式上，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从提供传统产品制造向提供产品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从传统的生产制造向绿色制造转变，推动工业设计理念的革新和传统技术的改造升级，以实现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最小化。
    第四，有效发挥管理对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当前，助推转型升级需要建立管理提升的长效机制，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企业管理。一是转变管理方式，企业要由以往以实物为中心的管理，向以价值为中心的管理转变，由被动性的管理向主动性的管理转变，由单纯对物的管理向对人和物管理的结合转变，要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核心，不断采用适应市场需求的新的管理方式、方法，以人为本，有效运用企业资源，把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二是持续开展对标。要合理选择对标标杆，科学制定改进目标，既要注重与标杆硬实力的对比，也要注重软实力的对标，既要注重具体数据的对比，还要注重指标背后的理念、方法、组织流程的对标，要敢于变革体制，善于消化吸收，真正做到博采众长。三是依托信息技术，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提升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作用，加快重点领域的信息系统建设，促进信息技术与经营管理、产品研发等方面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