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生三胎吗？

10月25日，任泽平以《建议先放开三胎：中国人口报告2020》为题，刊发了团队的年度人口报告，再次将放开生育政策摆到了舆论面前，引发关于“生不生三胎”的热议。

笔者一向的观点是，生育问题应该有两个思考维度，一个是从上而下的生育政策维度，另一个是从下而上的生育意愿维度。在过去40年，家庭生育意愿与国家政策曾有过激烈的碰撞与调整，因此生育政策能否激发民众的生育意愿，仍有多方面不确定性因素。

我把任泽平团队的报告分别转发到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同学群，并分别做了一个小调查，提了两个问题，分别是：现在生了几胎？如果政策放开，你愿不愿意生三胎？

第一个问题，我将得到的数据简单统计了一下，总数90人中，一胎人数33人，占比36.67%；二胎人数53人，占比58.89%；三胎4人，占比4.44%。具体分布如下：

而针对第二个问题，在尚未生三胎的86人中，仅有2人明确表示如果政策放开，会生三胎，另有7人表示会考虑，其他人都表示不在计划中。

因为样本数量太少，这次小调查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比如一位社会学博士告诉我，考量生育意愿至少要区分性别、地域、学历等社会学因素，女性的三胎生育意愿大大低于男性；而比如闽粤等地区由于宗族观念重，多子多福观念至今盛行，三胎意愿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再者，学历越高，生育意愿越低，这在全世界都适用。

当然，这个小调查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在笔者这个年龄段（30-35岁），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正在逐渐兑现，但当政策放开后，将生育的选择权交还给家庭，并没有出现所有人都报复性“补生”的状态。

那么，如果放开三孩，到底又有多少家庭会集中“补生”呢？

二孩效应有多大？

要评估三胎的效果，我们得先看目前的全面二孩效应。

今天仍未全面放开生育，是有一部分人仍认为，目前的“全面二孩”效果已经达到了预期，而一旦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就会迎来人口的爆发式增长，甚至会造成富裕和贫困阶层多生、中产阶级少生，不利于社会公平；且农村出生人口或爆发式增长，人口素质将下降。

这里就要看自上而下的政策影响力与自下而上的家庭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所有希望通过政策来调整生育水平的人，其实都隐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外部控制大于家庭生育意愿的内部约束，生育政策调整即放松对生育水平的外部控制，有利于生育水平的上升。

事实真的如此吗？

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经历了一个从1978年开始逐渐强化，到2013年单独“二孩”的转变过程。早在1978年，我国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表明控制人口的态度，1978年3月，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入宪法，“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但随后，计划生育开始加码，从提倡到严格遵循转变。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1年3月6日，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随后，全国计生工作体系一直建立到社区、村组。到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之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至此，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执行。

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外部控制与家庭生育意愿的内部约束有过一段长达30年的博弈，政策也不断微调，比如“双独二胎”（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可生育第二个孩子），部分省份农村地区实施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等。但直到2013年12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生育权才开始逐步部分地交还家庭。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学界和业界都曾高估政策的影响力，人大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根据“2014年底全国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和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687万人，比2013年多出生47万人”，判断单独二孩政策基本符合预期，但实际上，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统计误导”，因为新增的47万人不一定是直接由单独二孩政策导致的新出生人口。

更全面的数据是，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全国有近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二孩申请，92万对获批，与政策执行前估计年增加200万新生儿的判断相差甚远；而本应是“单独二孩”效应最明显的2015年，我国出生人口总数为1655万人，比2014年减少32万人。“单独二孩”政策下，出生人口不升反降说明了政策“遇冷”的事实。

另一方面，从上海市和湖北省、河北省2014年二孩申请和生育状况看，符合条件的单独家庭对生育政策调整有一定的响应，但并未引起生育反弹，揭示了目前人们生育意愿普遍较低的现实，也为下一步继续放开政策埋下伏笔。

“单独二孩”政策的遇冷，不得不促使国家加快放开生育的步子，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次全会除了继续申明坚持计划生育国策外，还明确提出了通过“全面二孩”政策，激发生育意愿，以应对人口老龄化，说明决策层已经有了强烈的危机感。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翟振武等人曾估计这一政策将使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但实际上，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全面二孩政策下，2016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仅比2015年增加131万人，到2019年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大大低于国家卫健委“十三五”时期每年出生人口数量在1700～1900万之间的预测。

有学者认为新增人口只是生育堆积释放的结果，增长势头不会持续，由于育龄人群开始缩减，未来年度出生人数可能进入一个持续的低谷期。任泽平等学者，更是认为翟振武等政策保守派，通过过于乐观的估计一再误导决策层，延误积极生育政策的出台。

从上面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我们的人口均衡发展的态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育龄人群所累积的二孩生育意愿正在逐渐兑现，生育堆积效应消退，对中国生育水平的提升作用非常有限，不能改变我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和继续走低的发展趋势。

任泽平团队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全面二孩”并没有改变中国总和生育率，我们需要更加积极的生育政策。

把生育权还给家庭

近些年，学界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进入“低生育陷阱”的问题，“低生育陷阱”是指低生育水平具有自我强化机制，当生育水平降低到临界值1.5以下，就如同跌入陷阱，会向更低的水平发展且难以回升。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放开三胎，它的效果到底有多大？又或者，放开三胎，对保守派来说，问题又会有多严重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着未来我们生育政策的走向。如果认为中国有可能在低生育率的陷阱中难以出来，那么越早实施三胎，甚至全面放开生育就越好；如果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如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韩国、新加坡一样，降到很低或极低水平，短期内中国陷入“低生育陷阱”的可能性并不大，那么就会倾向于维持今天的“全面二孩”政策，反对放开生育。

在过去的四十年，“一孩”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既有显而易见的裨益，但该政策带来的消极效果同样十分明显，如导致中国低生育水平、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快速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失独”家庭问题等，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我们能够容忍这些“发展的代价”，但当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即计划生育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基本消退，消极作用极大显现的时候，就不得不正面对待了。

回到上面的问题，如果放开三孩，到底会有多大的增幅？

下图是2015-2019年从分孩次出生数（整理任泽平报告）：

我们看到，2016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131万，主要在于一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02万、贡献78%，二孩出生数增加57万、仅略高于2015年的增量53万；2017年全面二孩效应才开始明显显现，尽管当年一孩出生数大幅下降268万，但二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77万；2018年和2019年，二孩效应基本消退，对总出生人口的贡献连续降低。

从上面数据，我们可以基本做两个推断。

一是从五年数据来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仅在2016年和2017年这两年有较大的波动，随后两连降，三孩的开闸，也同样不可能有大的增长，但好处是能释放生育意愿，为那些想生能生敢生的家庭提供政策支持。

从生育意愿来看，任泽平团队2018年和2019年做了一个16万人的调查，在全面二孩政策下，调查样本的意愿总和生育率仅为1.42，全面放开可使意愿总和生育率提高22%至1.73。但实际上，一方面是意愿生育水平并不等于实际生育水平，实际生育水平一般小于意愿生育水平0.3-0.4左右。

另一方面现实中已有家庭生育三孩及以上的，这意味着全面放开生育的效果不会这么好。

二是笔者设计了一个人口模型，未来30年的生育旺盛期（20-29岁）群体今天已经都出生了，假设未来一段时间人口不会有太大的起伏，以近5年平均每年出生人数1630万人来算，在男女比例1：1，排除同性恋、丁克、不婚不育等因素的理想前提下，共有815万对夫妻，如果维持全面二孩，生育水平相当于目前的1.5，那出生人口为1222.5万人；如果放开三胎，将生育率提升到1.8，则为1467万人。若要达到国家卫健委“十三五”时期每年出生人口数量在1700～1900万之间的预测，则需要将生育率提升到2.1（1711万人）到2.3之间。此外，如果将男女比例失衡、同性恋、丁克、不婚不育等生育负面因素计算在内，这个生育率数字还要至少提升0.3-0.5，也就是说，人口出生率至少要到2.4-2.8之间。

从国际经验来看，新加坡生育率降至1.62时提出鼓励生育，日本在生育率1.54时大幅提高育儿津贴，韩国在生育率为1.58时废止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生育率早已低至1.5左右，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至少是放开三胎，已经刻不容缓了。

中国现在让很多人坚持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减轻了总的人口负担的原因在于我们的人口基数足够大，不至于如新加坡、韩国等人口小国，再不重视，即会在未来可见的时间内“人口消亡”。

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日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显示，从2035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阶段，根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3.8亿，占总人口比例近30%；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接近5亿，占总人口比例超三分之一。

这是什么概念呢，我简单算了一下，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相当于到205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5亿，假设到那时候人均寿命达到85岁，老年人口按年龄平均分布，也就是说每年可能有2000万老年人口逝世，而我们每年新出生人口大概1220多万，在不考虑其他年龄段人口夭折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接近800万。

人口生育的周期，我将它大致概括为，短期看政策，中期看经济，长期看社会。政策的刺激作用和抑制性最能短期见效，但越往后边际效应就越小，能提升生育率的，更要看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社会对生育的态度。这在我们系列的前几篇文章中也有提到，在生育率下降之后，要提升上来无疑更难。

由于人口政策有20年左右的延后性，越往后越难处理。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让生与不生的钥匙掌握在家庭自己手上。

当扶贫攻坚战结束，未来生育攻坚战同样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