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平、吴昊阳
我们前一篇文章对“中国是否已经拥有完整产业分类”这个话题进行了探讨，基本结论是：即便中国拥有联合国定义的500多个产业门类，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拥有了真正完整的产业体系；换言之，一个国家或经济体拥有多少个《产业门类目录》的子类，并不能真实反映其体系的真正完整程度。
尽管依然需要澄清“中国是否已经拥有完整产业门类”这个命题，尤其是涉及该命题的肯定答案作为支持“中国已经成为制造强国”结论的基本论据（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学者甚至以此为根据，证明中国已具能力单靠内循环打赢贸易战与科技战，完全可以依靠自力更生而屹立于世界，已经不再需要国际循环），但单纯争论这个问题对国家产业政策意义有限。更为重要的课题，却是有关“中国是否必要拥有完整产业体系”，尤其是“中国真正需要什么样的产业体系”，因为这关系到中国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自我定位以及应对全球“制造业去中国化”趋势，因此值得深入探讨。一旦我们可以明确回答“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产业体系”，我们就能最后判断“中国是否已经成为制造强国”，以及“中国是否必要并可能不再需要国际循环”。因此，本文主题就是回答“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产业体系”，包括产业布局与产业生态。
中国产业体系布局是国家经济战略最为核心的课题，尤其是在“脱虚向实”的趋势情景下。这一课题不但决定国运走势，甚至可能改变全球竞争格局。我们综合理论与实践、经济与政治等不同视角，深入分析不同逻辑假设与观点理念，构建整体与动态的底层逻辑框架，以此推出我们的基本结论如下：
1. 任何一个国家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构建一个绝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因为“全”不等于“强”，更不等于“优”，因此无法避免"卡脖子"问题。这种体系的弊端包括高成本与低效益，更不利于双循环，无法长期持续发展，因此不是最佳方案。
2. 在特殊地缘政治条件下，具有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则有必要，也有可能。这种产业体系由价值链两端的双龙头企业互补协同而成，共同构成有机的产业生态，有利于共同富裕，可以长期持续发展，因此成为最佳方案。
01
“完整产业体系”之争
有人认为中国需要“绝对完整产业体系”。这一观点采取了极端政治逻辑，假设中国与全球产业体系必然彻底脱钩，即与所有国外供应链全面脱钩。为了在全面脱钩以后还能有效运转，中国必须全面彻底依靠自力更生，别无选择，因此只能排除或否定“双循环”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供应链领域（在需求市场领域可能有所保留）。对于这一观点，我们不敢苟同。我们认为它过于简单、过于极端。我们不反对从政治逻辑方面考量，但反对如此极端的政治逻辑，即把中国定位为全球所有国家的假想敌，准备与世界所有国家彻底脱钩，回到闭门锁国、自力更生的过去。其实，实现一国“产业体系绝对完整”等于把他国推向对立一方，至少在供应链方面。长期来看，这就是一种慢性自杀。因此，我们极不认同这一极端观点。
我们承认，中国面临与美国（及其盟友）脱钩的严峻局面，但我们不认为这会恶化成为中美（及其盟友）之间的全面脱钩。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依据地缘政治敏感程度不同，中美脱钩可以大体分成三大场景：
第一， 在地缘政治高度敏感场景的战略性高科技产业领域，尤其是这些产业中的高端部分，中美彻底脱钩的可能性很大，其中包括高端半导体、高端医药与疫苗、高端航空、高端材料、高端机床、军民两用、社交媒体、高科技专业博士/博士后教育与学术研究合作等行业。
第二， 在地缘政治中度敏感场景的战略性非高科技产业，尤其是这些产业中的高端部分，中美部分脱钩的可能性很大，其中包括金融、产业软件、航运、工科与医科专业博士/博士后教育与学术研究合作等行业。
第三， 在地缘政治低度敏感场景的非战略性非高科技产业，尤其是这些产业中的中低端部分，中美基本不会脱钩的可能性很大，其中包括日用品、食品、普通产业品、旅游、文科专业博士/博士后教育与学术研究合作、本科与硕士教育等行业。
从以上分析来看，首先需要防范的是那些地缘政治高度敏感场景的战略性高科技产业领域的彻底脱钩，而在其他两个场景则无必要脱钩。换言之，即使中美脱钩，所涉及的领域也是部分，而不是全部。其次，在地缘政治高度敏感场景的战略性高科技产业，虽然不仅仅是与美国脱钩，也包括与在美国压力下的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全面脱钩，但后者的变通空间大于前者。最后，一个国家还可以与其他长期友好国家合作建立绝对完整、绝对自给自足的部分国际性产业体系。这一可能性要比单一国家独立发展要高很多。例如，即使在冷战时代，前苏联也不是一个单一国家建立国内产业体系，而是建立华沙条约组织多国合作的部分国际产业体系。基于以上三个理由，我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构建绝对完整产业体系，而只需构建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即在地缘政治高度敏感场景的战略性高科技产业领域选择性优先布局，而在其他领域则选择性次要布局。
不难发现，我们的观点采取了温和的政治逻辑，假设中国与全球产业体系只会部分脱钩，而不会全面脱钩，因此不必全面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保证在供应链领域保持“双循环”，同时在需求市场领域也保留“双循环”。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具有更高的可行性与建设性。总之，我们可以得到第一个初步结论：单一国家没有必要构建绝对完整、绝对自给自足的产业体系。
其次，认为不必构建“绝对完整产业体系”的观点也得到经济逻辑的支持。我们赞同，一个国家没有可能在“绝对完整产业体系”中的每一领域都有领先全球的最高竞争力，因为任何国家，如同任何个人，都有各自独特的优点与缺点，不可能在所有领域打败天下无对手。从经济逻辑来看，每个国家应该聚焦于自身的优势或长板，尽量发挥其正面作用，同时避开自身的劣势或短板，尽量减少其负面作用。这符合经济学的绝对优势理论，也只有如此才能保持长期有效的经济发展效益。
同时，认为不必构建“绝对完整产业体系”的观点得到经济逻辑另一视角的支持。我们赞同，即使某一国家由于某种原因在“绝对完整产业体系”中的每一领域都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它同样不应构建“绝对完整产业体系”，对所有领域同等重视，平均布局，没有重点，如同广撒胡椒粉。从经济逻辑来看，每个国家应该聚焦于自身最大优势或最大长板，尽量发挥其正面作用，而将次要的优势或长板让给其他国家，以此将国际分工合作的潜在价值发挥到极致。这符合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也只有如此才能保持长期有效的经济发展效益。总之，我们可以得到第二个初步结论：单一国家没有可能长期保持绝对完整、绝对自给自足的产业体系。
我们可以借奥运会为例说明我们上面阐述的两大核心观点。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参加奥运会（包括夏季与冬季两部分）所有竞赛项目，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有参赛奥运会所有项目的能力或意愿。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奥运会（包括夏季与冬季两部分）所有竞赛项目中获得奖牌，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奥运会所有项目中获得奖牌。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奥运会（包括夏季与冬季两部分）所有竞赛项目中获得金牌，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奥运会所有项目中垄断金牌。
奥运会的例子启示我们，一个国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所有领域取得全球领先的地位；如果不能领先，那就难免会在某些领域被别人“卡脖子”。
应对别人“卡脖子”的威胁，最好的对应方法就是在其他领域也具备对别人“卡脖子”的能力与机会，以此构成相互遏制的格局，如同核武遏制格局。
02
历史经验及教训
近代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及教训
直到二战结束之前，欧洲国家之间基本上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国家之间互不信任，战争频繁，为各自的利益针对敌国的合纵，连横，离间，联姻等外交手段比比皆是。贸易保护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主要经济策略大体属于“内循环”性质。
然而，当一国的战略发展空间被极大压缩，“内循环”面临瓶颈困境，又无法通过“外循环”继续成长时，常常蕴藏爆发激烈冲突的可能。例如，普法停战的合约极其苛刻：除割让大片土地外，还要赔款50亿法郎。这导致法国产生了强烈的复仇主义情绪，而此次德法结怨为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因法国对德国的报复诱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两次战争悲剧埋下伏笔。
与此不同，虽然英国人也多次打败过法国，但长袖善舞的英国人即使要求法国签订战败条约，仍维持其大国地位。法国除了失去美洲大陆的殖民地外，仍然可以在欧洲大陆维持主导地位。由此可见，相对温和的英国模式比相对强硬的德法模式更有长期可持续性。这对我们如何看待与处理地缘政治问题很有启发意义。
二战结束后，欧美国家反思历次战争，特别是一战对战败国的条款，无一不是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并酝酿了更大规模的战争。于是，德法两个宿敌极具创意地成立了煤钢联盟，欧洲列强才实现了互信，此时欧洲各国，无论产业基础强弱，都不再实行“内循环”，更不会强求本国的“完整产业体系”。同时，欧美国家也通过全球分工实现了军事产业的相互制约，于是西方国家之间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几乎降至为零。
由此看来，国际局势如果是和平为主，那么国际之间的产业分工更具优势；如果外部局势是敌对为主，那么就不得不追求独立自主。因此在回答中国是否应该追求产业完整性问题之前，需要对国际环境的态势进行客观判断。如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外部局势完全敌对场景发生的可能性很低。首先，即使中美脱钩，所涉及的领域也是部分，而不是全部。其次，在地缘政治高度敏感场景的战略性高科技产业，虽然不仅仅是与美国脱钩，也包括与在美国压力下的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全面脱钩，但后者的变通空间大于前者。最后，一个国家还可以与其他长期友好国家合作建立绝对完整、绝对自给自足的部分国际性产业体系。总之，中国远远没有达到必须建立单一国家绝对完整、绝对自给自足的产业体系的地步。
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及教训
中国以前长期是农业立国，真正意识到工业的重要性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不但购买了大量洋枪洋炮，也引进了不少机器和技术。但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都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体系。可以说，近代的屈辱历史让中国人意识到单纯的购买武器是无法保障国家安全，必须拥有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尤其是军工技术需要自主可控才能保障国家安全。
于是，建国后采取的一系列模仿苏联的经济政策，但遭遇重大挫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决策是基于对国际和平局势的基本判断。也正因如此，中国制造业才开始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西方曾经出现过蜜月期，例如曾经与麦道合作生产飞机。90年开始，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武器和军事技术禁运，之前的合作全部终止，包括运十项目也在不久之后下马。这就加深了国人对“西方不可靠”的印象，也为如今的全面脱钩和“内循环”的必要性埋下了伏笔。
我们发现，中国对产业体系完整性的追求基本上也是取决于外部压力。外部压力小，就强调合作共赢，以市场换技术，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外部压力大则强调自力更生和内循环。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选择追求完整产业体系，或者选择国际合作在本质上是政治逻辑之争，核心本质在于对世界格局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我们需要重复，中国外部局势完全敌对场景发生的可能性很低。因此，中国远远没有达到必须建立单一国家绝对完整、绝对自给自足的产业体系的地步。
03
产业体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与路径
除了与国际情境相关的地缘政治逻辑之争以外，追求产业体系完整性同样反映国内经济逻辑之争，即产业政策派与市场调节派之间，以及国家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逻辑分歧。如果采用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平衡思路，我们其实可以整合这些对立的悖论，既不采取简单的非黑即白的是非判断，也不简单选择中间路线（不是一概而论的“倒U型”格局）。具体而言，我们不应对于产业体系完整性泛泛而谈，而是深入探讨具体场景下的产业体系完整性。
因此，我们真正需要探讨的问题并非是否追求“完整”的产业体系，而是应该追求“完整”到什么程度的产业体系布局。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包括奥运会的启示），我们确认中国不需要绝对完整的产业体系，而只是需要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如何建立产业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产业生态。
我们的核心建议是首先逐步布局中国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其前提是政府政策优先发展地缘政治高度敏感场景的战略性高科技产业领域，尤其是这些产业高端部分，其中包括高端半导体、高端医药与疫苗、高端航空、高端材料、高端机床、军民两用、社交媒体、高科技专业博士/博士后教育与学术研究合作等。其他两大场景则采取次要布局模式。
第一，在地缘政治高度敏感场景的战略性高科技产业领域内部，首先选择最有希望达到全球领先地位的部分高价值细分领域，优先发展；
第二，在地缘政治高度敏感场景的战略性高科技产业领域内部，可以再选有一定希望达到全球领先地位的部分高价值细分领域，在保证第一部分优先发展的前提下尽量支持；
第三，在地缘政治高度敏感场景的战略性高科技产业领域内部，最后放弃希望不大的其他部分细分领域。
我们前面提到，一个国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所有领域取得全球领先的地位；如果不能领先，那就难免会在某些领域被别人“卡脖子”；为此，该国在其他领域也具备对别人“卡脖子”的能力，以此形成相互遏制的格局。从这一视角来看，双循环是经济发展的长期国策，其必要性与重要性不容忽视。
如果能够在部分高价值细分领域达到全球领先地位，这就具备可以反卡别人脖子的条件，也就不怕别人卡脖子。这样的细分领域越多，这个国家的全球竞争地位越高。如果只是在所有产业领域里都处于中低端地位，那就不能说具备完整产业体系。我们坚定主张，产业体系完整性的关键不在于一个产业体系涵盖多少横向行业的数量，而在于它在某些重要战略性行业所处纵向地位的质量。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去年，中国工程院在分析了我国26个主要的产业现状和差距后发现，“五基”问题，即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装备（包括仪表仪器与机床）、基础软件等五个方面，现在越来越突出，已成为我国迈向制造强国的最大瓶颈。这些瓶颈恰恰就是被“卡脖子”的领域。这个问题与以前国家政策偏差息息相关。以前重大政策缺陷在于指导思路落后，以为只有世界500强才是优秀企业，重量却不重质。此外，过去过于强调直接面对最终用户市场的供应链下游龙头企业，而严重忽略了上游提供“五基”配套的隐形（精一/单项）冠军企业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由此可见，中国产业之“全”并不等于“强”，更不等于“优”，因此无法避免“卡脖子”问题。
需要指出，产业布局需要通过产业生态得以实现。我们并不是说龙头企业不重要、或者不需要，而是说不能只有龙头企业，更不能仅仅重视龙头企业。我们也不是说最终用户市场（B2C）不重要、或者不需要，而是说不能只重视最终用户市场，而忽略中间产品市场（B2B）。我们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绝大多数都是跟风最终用户市场短期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其核心战略方向就是机会“踩点”，所谓“风来了，猪也能飞起来”，而其战略模式也就是胆大气粗的“跑马圈地”，类似百米冲刺，而非马拉松长跑。然而，此类“拔苗助长”，常常导致企业夭折或未老先衰。这种强调短期发展速度，忽视长期质量的时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目前，国家开始强调单项冠军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是正确而及时的政策转向，明确指出了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我们建议，国家可将价值链下游组装产品的大型企业与价值链上游“五基”的隐形（精一/单项）冠军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视为价值链两端有机搭配的“双龙头”：下游大型企业为大龙头，上游小型企业为小龙头。我们认为，高价值细分领域全球领先的出路不在押宝少数大龙头企业，而在扶持众多小龙头企业。这一“抓两头、带中间”的全新产业生态发展模式，对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独特重大意义，正如易经所言（“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然而，培育小龙头企业（我们建议将所有小龙头企业统称为精一冠军）最为有效的方式不是举国体制，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指令，而是需要更多依靠市场充分竞争，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政府的核心作用不在选择赢家输家，而在于打造有利于优秀企业不断涌现、生生不息的产业生态。相比之下，更为有效的思路是打造百花齐放的产业生态，支撑下游大龙头企业与上游小龙头企业通力协作，通过市场提出需求，下游大龙头企业出题立项，吸引众多小龙头企业通过公平竞争答题结项。
我们认为，国企（尤其是央企，但不排除民企）常常扮演大龙头角色，而民企则全面扮演小龙头角色。从这一视角来看，我们提出一个涉及国企-民企高度互补、密切合作的全新观点，即“国进民进”，而不是“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等“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两分法观点。
与此相关，我们有关企业地理分布的研究发现，大龙头企业（尤其是民企）更有可能在大城市产生，而小龙头企业则更有可能在中小城市（尤其是县镇一级）涌现。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隐形冠军的地理分布对此提供了西方的证据，还有美欧大学常在小城镇、带动地域性创新创业（例如硅谷）也是证据，而日本也有很多类似案例。小龙头企业的蓬勃发展吸引人才返乡工作，有利于资源从大城市向小城市转移，形成渗漏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尤其是带动小城市其他中间企业的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大力发展小龙头或精一冠军有利于减少贫富不均，实现可持续均衡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
为了提供这样的产业生态，目前急需打造国内严重缺失的真正“产学研”创新研发生态系统。产学研三方在创新研发过程中分工不同，扮演不同角色。首先，“学”有关基础研发领域的原始创新，高校是主力军，产业研究院所与企业都可以参与，但均不是主力。其次，“产”有关应用研发领域的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企业是主力军，高校与产业研究院所可以跟进，但均不是主力。最后，“研”应该是基础与应用融合的研发，产业研究院所是主力军，企业与高校可以合作，但均不是主力。需要特别指出，“研”在整个产学研三方创新研发过程中具有独特作用，是连接“学”与“产”的桥梁。我们建议，应该借鉴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以及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成功经验。
此外，产学研创新研发生态系统除了向价值链上游领域小龙头或精一企业特别倾斜以外，还需特别强调未来中期（长期与短期为次要）市场与技术双向的有机融合，即将市场引导科研的深圳模式与科研引导市场的硅谷模式有机融合，兼容并蓄。
最后，我们目前急需建立一个预测、甄别、观察、评估小龙头或精一企业成长发展全过程的整体、动态的指标体系，同时急需一个为这些企业提供孵化培育平台赋能的管理流程操作系统。
04
结论
“中国真正需要什么样的产业体系”是国家经济战略最为核心的课题，它不但决定国运走势，甚至有可能改变全球竞争的格局。我们综合理论与实践、经济与政治等不同视角，深入分析不同逻辑假设立场与观点理念，获取整体、动态的逻辑框架，以此推出我们的基本结论如下：
任何一个国家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构建一个绝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因为“全”不等于“强”，更不等于“优”，因此无法避免"卡脖子"问题。这种体系的弊端包括高成本与低效益，更不利于双循环，无法长期持续发展，因此不是最佳方案。
在特殊地缘政治条件下，具有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则有必要，也有可能。这种产业体系由价值链两端的双龙头企业互补协同而成，共同构成有机的产业生态，有利于共同富裕，可以长期持续发展，因此成为最佳方案。
以“专精特新”小巨人与单项（隐形）冠军为主体（统称“精一冠军”）的小龙头企业应该成为价值链两端中被长期忽视的上游端，对其重视意味着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转型，从过去偏爱500强大企业和大城市转向未来兼顾大中小企业和大中小城市（包括城镇化的乡村）的综合平衡发展，以此实现可持续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这符合中国传统阴阳平衡哲学。同样，“国进民进”与“虚实融合”的整体、动态平衡也符合阴阳平衡思路，也都是实现可持续共同富裕长远目标的必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