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向被视作是造成中国出口型企业困境的原因之一,不过,这一观点受到了来自学者的质疑。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谢作诗教授认为,在没有人为干预的市场上,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所创造的价值。
劳动成本自发上升,一定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如果没有制度阻碍劳动自由流动,那么企业因劳动成本上升做不下去,一定是劳动在另一个企业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不可能任何人生产率都没提高,却有人工资提高了。
在逻辑上,在一个没有人为制造的高工资、高福利的国家,劳动成本愈高,经济增长应该愈快才对。安邦(ANBOUND)此前的研究也发现,表面上西方国家劳工成本高,经济增速低,但这是因为目前的统计方法没有考虑进财富和资产收入,美国近期GDP统计调整后增至3%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中国没有人为的高工资、高福利,劳动成本上升不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谢作诗认为,不是劳动成本上升本身造成了中国制造的困难,而是制约劳动自由流动的制度造成了中国制造的困难。
像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劳动成本是由高房价、户籍、医疗、教育等制度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推高的。如果我们不区分劳动成本上升的原因与性质,简单把制造业的困难归结为劳动成本上升,那么就会误判中国制造面临的困难与中国的增长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