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经济与温州模式的衰落，在中国市场历史上将会留下一笔。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温州商人一直保持着勤奋、坚忍、拼命、草根的形象，不管多大的老板，都鲜有不辛苦工作的。温州人也是全中国对市场最敏锐的人群之一，他们能捕捉到许多市场机会。虽然温州商人也曾有造假货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但温州商人在民间金融圈内还是保持了信用。然而，温州模式这一次很可能真的走到头了。
首先是温州的实业发展遭到大面积打击，已经大伤元气。温州人曾靠着模仿和山寨，打造了生产能力惊人的各种小商品制造，这些商品一度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但现在，数量可观的工厂倒闭、老板“跑路”，数量更多的企业在勉力维持，苟延残喘。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调整的压力，直接碾碎了在产业链条低端挣扎的许多小型企业，这在温州表现得很有代表性。据媒体报道，不少温州老板一年前还是骄傲的行业商会首领、当地政府经济形势会议的座上宾，如今却整天惶惶不可终日。一位做铜加工的老板曾表示，因为资金吃紧，企业的生产规模缩减至平时的1/3，刨除所有成本后，剩下的钱远远不够支付银行利息。此外，温州企业已经习惯于做“低小散”，这使得它们升级的空间极小。
其次，以民间信贷为代表的温州金融市场的垮塌，更加重了温州经济的创伤。在实业收缩和金融政策持续紧缩之下，温州民间金融生态正常运转的基础被抽掉了。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2010年时估计，温州的民间资本数额大概在8000亿左右。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温州经济能够适应民间信贷的高资金成本；一旦经济环境与金融环境发生持续的变化，旧的金融系统便无法运转。
投入温州金融市场的不只是民间资金，正规的银行对此也功不可没。一位在温州乐清工作20多年的银行员工回忆，1993年时，乐清还只有“工农中建”和信用社五家银行；2006年当地开了11家银行；到2008年后，乐清这个县级市已经涌进二十多家银行。一位温州当地的支行行长回忆，2008年以后，4万亿政策出台，下面一命令，规定要大干快上，上下各家银行纷纷开会，向企业承诺贷款规模，有条件没条件都放。于是，信贷规模在短期内被迅速撑大。
普遍的融资互保也是拖垮温州市场体系的一个因素。2004年，为了控制风险，政策禁止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各家企业相互担保，于是不同企业集团之间开始大量互保，无数浙江的大中小企业，都通过纵横交错的担保链条异常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更要命的是，通过互保融资获得的资金并没有投入实体，而是拿来搞民间借贷、搞房地产。这样，互保导致的融资过度进一步吹大了温州的经济泡沫和资产泡沫。
第三，温州的经济发展和个人财富增加，并没有显著改善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准，转化成温州市场环境的同步提高。有去过温州的研究人士表示，虽然温州人有钱，但温州的城市和道路却破破烂烂；房价奇高，但公共服务却严重不足。这种情况既反映出温州公共财政的状况与个人财富反差甚大，更反映出温州的商业文化中，缺乏改善市场大环境的观念和意识。缺乏公共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支撑的城市，是无法长久良性运行的。
早在今年1月分析温州模式时，随着温州经济的发展，温州模式暴露出相当多的不足：政府无为而治，却演变成了公共投资不足，市政建设远不如同类地区；企业自主发展，却遭遇产业创新的瓶颈，大量实业企业纷纷外迁；民间金融发达，但很多资本参与的是民间借贷与房地产等炒作，使得温州资本大量外流。实业空心化、资金热钱化的趋势日益严重。
经历过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洗礼的广东省，这次的情况没有温州这样糟糕。有广东一位银行行长表示，广东不太可能出现温州式的泡沫破灭，因为广东人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经受洗礼，知道玩金融泡沫不是好东西。现在，轮到温州来品尝泡沫的苦果了。
最终分析结论：
温州模式的衰败也许是历史性的，它在产业、金融、资产泡沫等领域出现的问题，值得国内好好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