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到底是什么？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各异。从国家发展阶段看，新常态意味着中国从生产型的发展中国家迈向消费型的初级发达国家；从经济增速来看，意味着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增长方式来看，意味着从要素投入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
    对多年来习惯于高速增长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约束”一词并不受人喜爱。中国还要去争GDP全球第一，人们还希望快速增加自己的收入，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希望把财政收入做大，企业都希望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全国、全世界，经济落后地区还在急切追赶发达地区……当这么多目标还未实现时，怎么能够“约束”发展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什么是“约束型发展”？首先，约束型发展是相对于快速扩张型发展而言，在中国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中，快速扩张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要实现快速扩张，就必须不断投入各种要素，即使规模很大，速度也不能放缓。中国的城镇化扩张、投资依赖、债务扩张、信贷投放、环境污染加剧等，都与快速扩张型发展相适应。而约束型发展走的是与上述发展不同的模式，必须扭转发展的模式。
    其次，约束型发展并不是只约束、不发展，它是另一种模式的发展。要强调的是，“发展”比“增长”有更多的内涵，它不是只看少数指标的增减，还要看系统、综合的发展效果和质量，兼顾人、环境、经济和城市的平衡。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转型，其实可以看成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总分水岭，上半场追求的是“不受约束的增长”，下半场面临的则是“有约束的发展”。其实，发展与增长的区别，就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部分，但过去中国只谈概念，现在则面临着紧迫的实践压力。
    第三，约束型发展必须懂得“取”“舍”，量力而行。快速扩张型发展最大的问题是只求速度和规模，不管效率与资源约束。但今后中国的发展，资源约束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普遍劳动力、技能人才、好的企业、有消费能力的人群、环境等，都会成为稀缺资源，成为各个城市发展争抢的对象。如果雷同发展，不管是产业雷同还是开发区雷同，都是在有限的资源中抢饭吃，一碗粥被搅得越来越稀。许多地方的城市规划和产业规划都做得很好，但到哪里去找到人、找到企业来填满这些规划？安邦在不少地方调研时，都看到官员们为此发愁。今后，有取有舍、量力而行，才是发展之道。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除了是约束型发展，还应该是精致型发展。所谓“精致型发展”，强调的是发展要注重效率、注重环境生态、注重创意创新、注重科技、注重品质和人的感受、注重特色。精致型发展会把注意力从外延、规模和要素投入转移到品质、效率和内生驱动上来。这种转变会带来一系列的发展变化。以城镇化为例，过去的城镇化进程中，人员流动一般是从乡到城、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但在精致型发展阶段，随着交通便利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一部分中小城市将会变得吃香，相当一部分有消费能力的高端人群，会把他们的一部分时间和消费，花到精致舒适的中小城市中。这正是“逆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要说明的是，精致型发展并不是只要生态不要经济，它也注重产业发展，只不过在产业上会有所选择，那些能结合乡土资源、符合中小城市要素条件、与城市特色和产业定位相匹配、注重创新和创意的产业，将会受到青睐。
    最终分析结论：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转大弯，发展理念也在转大弯。约束型发展和精致型发展与其说是发展方式，还不如说是发展观念调整。中国的发展还是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他们的观念调整至关重要。当然，也需要有干部考核机制的调整。不过，一旦官员转变了想法并付诸实践，会发现原来发展不必像过去承担重负，还有很大的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