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势和经济运作，直接影响到每个微观企业。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登上讲台，讲述《中国经济的创新突围》。

首先，用心记住周其仁教授的一个核心的观点：

能与下行经济对冲的，唯有创新。
能与下行经济对冲的，唯有创新。
能与下行经济对冲的，唯有创新。

创新可以对冲经济下行这个观点，从思想面上看，来源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于1930年代提出的一套创新理论。

在熊彼特看来，多数经济变化都是周而复始，人口增加，经济总量也增加，但人均水平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是一种平庸的经济。要冲破这种平庸的、周而复始的经济发展，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真正的关键，最激动人心之处就是突破平庸，达到人均产出和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

那么，如何突破周而复始的平庸经济增长呢？熊彼特提出了一个到今天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概念，这就是创新。

他认为，如果没有创新，很难突破经济增长仅仅随人口增加而增长，就无从实现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

我们国家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国度，但是在很长时间内，中国的增长也就是人口增加、经济总量也相应增加，但人均水平没有显著提高。

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大概从13世纪到19世纪，中国经济大体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论总量全球第一，但人均水平在600年内没有显著提高。1840年以后，人均水平还有所下降，那就是能不能保留地球球籍的问题了。为什么传统中国经济呈现这个势头？按熊彼特的理念，就是缺乏创新、或者有创新的苗头却没有普遍和持续。

经济增长真正激动人心的就是非连续性的飞跃。经济当中有很多连续性的东西，支撑了我们的经济一代一代源远流长，但是经济要有看头，最关键的还是要有飞跃。

熊彼特把这个飞跃叫创新，产品的创新，生产方式的创新，原料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开辟了新的市场找到了新的搞经济的办法。没有创新的冲击，经济就很平庸，顶多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一起变大，但人均水平没有持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在经历了30年快速发展周期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面临高位下行的挑战。

回顾下这三十年，我们先看下中国的经济高位是从哪里来的？

三波经济浪潮

第一波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之后劳动力多了，允许办民营企业，允许往工业走，允许把城市门打开，这是我们高位增长的第一个奠基之石。

第二波是邓小平南巡。经过80年代末的风波，还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当年很大的问题。邓小平回答了这个问题，坚持改革开放，而且要坚持市场经济。

第三波是加入WTO。这一波最重要，就是在我们自己改革的基础上，加入WTO，以政府和世界主要国家政府协定为保障，把不适应中国和全球市场连接的障碍系统地去掉。

这三波重大的改革开放，就把中国国民经济从“增五保四”，推到了高速增长的领地。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开放，这是国家真正成功最根本的一条。

高速增长的四种力量

第一是借了全球的力。
第二是成本优势，廉价劳动力。
第三是改革急剧降低了中国制度成本，开放使中国参与国际竞争。
第四是中国人善于学习，人力资本投资增长迅速。

所以中国的比较优势、成本优势，就是要素价格低；改革开放让我们的体制组织成本急速下降；然后学习曲线上升，质量开始提升。大体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显示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在世界舞台发力的主要原因。

那么，发展到今天，经济为什么下行了呢？周其仁教授说，主要有四个拉力。

经济下行的四个拉力

第一、全球金融危机收缩外需。我们依赖出口，美国一出事，怎么可能不受影响？沿海不少省份的经济、财政的收入就依赖出口，立即就下去了。欧美都出问题，我们整个出口市场就不能支撑我们的高速增长，这是第一个下行拉力。

第二、迅速丢失成本优势。高速增长也让我们比较优势迅速丢失。放眼全世界，印度、越南、朝鲜也开放了，他们比你的东西还便宜，我们已经不是成本优势最显著了，创新优势独到式优势还不明显，被夹在中间。

第三、“不差钱”侵蚀企业家精神。不要光看官府奢华，我们整个企业界产业界也够奢华，根本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几斤几两。其实我们没有洋洋自得的底气，只不过是机缘巧合，穷了几十年后邓小平改革开放，有一个憋久的水位释放的现象。但是“不差钱”把我们引到了另外一条路上，正经的事情不做，慢活不做，工匠精神逐步消失。如果一个企业老板带头奢华，他会侵蚀到他周围人，他最后会侵蚀到我们的员工。

第四、真实利率急升，引发“债务型通缩”。这是市场的力量。当发现资产价格好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需求，借钱投资。如果预期很高，借钱的需求就会高。万一未来变化，你就会发现欠了很多钱，那个利息就会把很多人逼死。我们现在已经有40个月物价指数往下行，银行利率是不变的，真实利率大大提高，那你过去借钱越多的，现在财务成本就把你吃死。

水落石出，经济触底后，会碰到几块硬石头，对付不了这几块石头，经济就上不去。

经济下行，三块“石头”浮出水面

第一块石头是成本

收入即成本，高速增长等于高速推高成本。好的时候，一块地都要抢，这个地价格不起来吗？原料、能源、材料、技术。你花钱买过来，就是你的要素，等市场一下去，硬硬的石头顶人。

比如我们HR不能光学会怎么招工，你会不会裁人。我们企业现在有多少消化成本的手段，收入就是成本，今年的收入就是明年的成本，这是经济学的铁律，所以收入涨的越快，就是成本长的越快，市场一翻脸，麻烦了。

我们现在很多钢铁企业都快被库存给急死了，进了很多原料，以为钢价还会涨，市场一翻脸你买的东西是你买的，会不会消化，会不会处理？

有的成本不完全是企业自愿付钱形成的成本，我把它叫做体制成本。

体制成本最坚硬，这个成本分两类：一是市场竞争形成的成本；一是由政策、法律等体制规定的成本。

从1995到2012年，名义GDP（不是去掉价格指数的）长了8.6倍，工资总额长了8.8倍，税收长了16.7倍，政府收入长了18.8倍，社保缴纳增长了28.7倍，土地出让金长了64倍，还没有算上管制审批和被贪腐的。

李克强上任以后，就是抓这个事。砍掉了很多成本项，后来他一看还是不少。这是哪来的，没有多少是计划体制留下来的，都是高速增长为了维持平衡导致。你看看社会管制成本、腐败成本增长了多少倍？没有统计数，经验估值至少比GDP长的快。这都是中国产业界承担的成本，导致中国企业整体竞争力的下降。

第二块石头是债务

通胀和负利率刺激借贷需求，普遍推高负债率。好的时候杠杆是对的，你不利用杠杆很难把你的资产表做上去。问题是拐点到的时候，你应对的了吗？为什么那么多企业界朋友要跑路，要跳楼。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借了这么多钱，好的时候预期撑着，借多少钱放进去只能变更大的财富，为什么会借，拍拍手，几个短信就几千万，几个亿这么来往，这是好的时候。翻脸的时候，市场是会翻脸的，支持市场现实价格的不但是真实的预期，真实的要素，还有人们的想象，想象是会变的。

第三块石头是产能过剩

现在什么企业最困难？他卖的东西价格已经不行了，跟他卖同样的东西的企业产能逼着他要降价，他买的东西还没有相对降很多价，很多企业就是这样死的。因为企业都是投入产出过程，最难处理的是这个东西，你相信只要下行，所有要素价格都跌了，问题你能撑到它跌下来的哪一天吗？

两个突围方向

周其仁教授对我们这个民族观察很多年，认为中国人是好的时候表现很差，差的时候表现很好。上下五千年，谁也不能把我们灭了。

我们不要被所谓的过剩产能吓着。只要精心做产品品质，精心做服务，市场空间还是巨大的。国内经过高速增长，已经形成了中产阶级，形成了对品质有要求。我们这方面是供不应求，不是产能过剩。从这个角度我们产品的品质有一个巨大的上升空间，不要说你在发明新的东西。

再就是我们对便利性有越来越高的要求。服务业就是解决便利问题的，我们差的远。旅游这么好的市场，看看我们的旅游服务，和国外比真的是差距非常大。

全球依旧是大舞台。全球总需求当中发达国家的份额下降，新兴市场的份额上升，但是我们国人脑子里的世界观主要还是发达国家，我们没有多少力量在新兴市场去攻城略地。到印度去看看，那个市场很大，有多少人在那边攻打？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挺好，但是需要地面部队，没有地面部队，这个宏伟的战略是很难落地的，得一个个市场去开辟。

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收入差距还有10倍，人均收入不过全球第85，尚有不小的比较优势；在新的全球格局中，中国可开拓新市场的潜力巨大；中国开放所累计的人力资本、先行者经验，还有释放、放大的余地。只要我们的外向经济出现升级，也一定能支持经济转型，形成利好。

把产品做好了，还要加上创新。未来的成本还会升，如果再没有独创性优势，就会遇到印度，越南、东盟国家的挑战。去过一次以色列，深受触动。以色列才800万人，但是除美国、中国之外在纳斯达克上市最多的国家。

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两个方向。讲来讲去就是当年商学院的两句话，“你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你真能与众不同，成本上差一点也没关系。你如果还没有与众不同的能力，就要把重点放在成本的控制上。如果既不能成本领先，也不能与众不同，那我们就要与这个伟大的经济时代告别。

如今，中国成本领先优势已失，据说富士康都在想着搬去美国，中国经济只剩下“与众不同”这一条路，也就是创新。

所以周老说：
能与下行经济对冲的，唯有创新。
能与下行经济对冲的，唯有创新。
能与下行经济对冲的，唯有创新。

是不是还有点抽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创新对冲经济下行

1、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创新提高生产率

今天我们的人均收入还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现在我们就丧失了出口优势，以后还怎么发展？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率。如果生产率上升的速度比工资慢，市场竞争力就处于劣势，反之就能处于优势。

2、组织形态的创新

海尔是一个大型的、传统的家电企业，以前层级很多，一线的想法经常到不了总部那里。近期，海尔实现了组织形态上的扁平化，成为一个创业平台。年轻员工如果有想法，不需要层层上报，而是可以自己出一部分钱，海尔配一部分钱，很快就把想法诉诸实施。这个改变是很有意义的。

3、营销渠道的创新

中国的市场很大，营销渠道需要很多投资，管理也很困难。最典型的就是小米在营销上的创新。

小米在技术上跟苹果、华为还有差距，但是他们的长处是把那个价位的产品做到精益求精。他们把售价降到比成本高一点，让顾客觉得性价比高，通过口口相传形成粉丝经济，比广告的效果更好。新产品推出来后，很快就被抢光。这样小米就不需要铺底资金，不需要到处建营销渠道，创造了利润空间。

4、创新不单单是技术创新，也涉及到制度创新

在周其仁看来，目前高收入国家复苏依然缓慢，中国未来经济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政策方向。

和多数国家一样，中国的前行伴随着改革。周其仁教授建议，改革需要注意两个方向：一是降低制度成本，以延续中国的成本优势，比如降低税赋；二是中国应扫清阻碍创新的障碍，这样中国才能建立起自身的创新、独特性优势。这两大措施是中国经济未来的“ 引擎”。

政府和服务单位包括高校和科研机构，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把妨碍生产力、妨碍竞争力的问题一项一项有针对性地解决。好多制度上的变化不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而是自下而上拱出来的。

IP电话就是一例。福州马尾区一个民营企业最早把IP电话作为促销手段，发现很受欢迎，就开始经营IP电话。当时国际长途电话每分钟28-35元，他们的IP电话一分钟4.8元。当地电信局告他们扰乱市场、牟取暴利。初级法院判他们败诉，福州中院最后判非法经营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因为立法的时候还没有IP电话。电信部门的第一反应就是在电信条例中，写明IP电话国家专营，而第二个反应就是推出了国家电讯公司，提供IP电话，价格是一分钟4.8元。

这就是一个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引发成本下降的案例。

微信又是一例。一年前，电信公司想对微信收费，后来没有实行，这反映主管部门的观念有了可喜的变化。还有互联网租车解决了供给问题、信任问题、效率问题，用户体验很好。这种创新会在下一个阶段对冲经济下行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5、金融制度的创新

中国的金融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如果经济好，回报率高，贷款需求非常旺盛。等到经济不好了，原来觉得很低的贷款利息就变得很高。间接金融会放大经济波动。对冲的办法在20年前就写进了中央文件，就是要发展直接融资、股权融资。股权融资在经济好时回报高，在经济差时回报低，能够起到相当于稳定器的作用。现在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把最有潜力的小微企业识别出来并进行支持。

6、科研人员的创新

过去中国一直是后发国家，主要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创新，是跟随性、仿制性的创新，指哪打哪。在创新的过程中，有很多考核机制，要填很多表，在开始之前就要说明能够做出哪些创新。

现在中国处于这样一个时点，面临创新模式上的改变，原有的做法在今后很长时间内还会占很大一部分，但还需要不一样的创新机制。

有一个案例，当年聂荣臻搞两弹一星的经验有两条，其中一个就是没有政治学习，不搞政治运动，不干扰科学家的连续思维；另外一个就是给科研人员提供好一点的伙食，养好他们。当然前提是挑出视科研为生命的人。

这值得我们学习。如何通过创新，如何把好的想法变成产业和竞争力，这些问题是比对冲经济下行更长远的考虑。

最后，周其仁教授认为，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这取决于取决于政府、企业和每个家庭的作为。

因为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所以新的一年的经济会怎样，取决于这年一开局我们所有的企业、家庭、政府怎么作为，不同的行为会有不同的结果。

不过周其仁教授有一个判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企业、政府、家庭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怕疼，因为现在讲的减库存、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多多少少都挺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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