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1年，一个土耳其的将军在参加一场大海战时，将自己的财产随着携带，藏在船舱里，战败之后，他的15万金币连同他的战船都沉入了大海。土耳其的将军为什么在参加战争的时候随身携带财产，因为当时的土耳其没有财产保护制度，他们的财产随时可能失去或被没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此有精辟的解释：“在那些不幸的国家，事实上，在那些人们总是担心遭到上级侵犯的地方，人们常常将大部分财产藏匿起来。”

这个故事，可以解释中国高层最近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的重要性。产权的重要性，再一次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得到了凸显。文件开宗明义说：“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主体财产权的有效保障和实现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产权究竟有多重要？

产权是一个经济体健康运行的基石，是信任的基础，是创新的前提，是理解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所有秘密的关键和前提。美国金融专家威廉·伯恩斯坦在其畅销书《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中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突破马尔萨斯曲线，实现快速增长的关键归结为四大因素：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和快速高效的通信与交通。他认为，当且仅当这四个因素全部具备的时候，一个国家才能实现繁荣。而且，他将财产权列为四大要素之首，这绝不是偶然的。

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中指出，如果把财富看做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东西，那我们不仅要看数量上的变化，而且要看它被创造、分配、流通、消耗、储存和投资方式的变化。也就是说，真正革命意义的是财富的确认、流转和保障制度。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经济学家们就认为有益的经济制度必须保护产权，确保人们得到回报，签订合约以及解决纠纷。

著名经济学家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通过比较不同社会制度在长时间内的经济实效，诺斯发现，那些保证产权并对经济纠纷提供可以预期的解决方案的国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环境。西方大国的兴衰，近代各国的沉浮都证明了这点：凡是私人产权得到很好保护的国家，都能跨越发展的种种陷阱，而那些产权得不到保护的国家，要么发展滞后，要么陷入战乱。英国与荷兰之所以在17世纪超越了法国与西班牙，主要是因为对产权的有效承认和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

法律的规定不等于现实中财产权得到保护

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强调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而言，产权保护制度的进步来之不易。从承认非公经济的地位，到承认私人产权，到《物权法》的出台，可谓步步惊心，是很多仁人志士努力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史事实上是一部财富观念变迁的历史。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一直对私人财产存在偏见，即使在现在，私人财产权也一直是在夹缝中生存。

但令人欣慰的是，历史总是在进步。从1988年私营经济写入《宪法》，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私有财产的保护入宪，直至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见证了中国财富观念的重大进步。特别是《物权法》的出台，被视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大进步。一个合理的建立在所有权制度基础上的物权法，不但为依法唤起人们创造财富的想象力和激情所必需，而且也为社会的发展所必需。

中国经济正在立志成为创新经济体，产权问题的重要性比以往更加突出。因为产权问题而造成的不好的预期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也更加空前。笔者自始至终认为，影响中国成为创新国家的关键在于能否尊重产权和法治，一个私人产权总是受到侵犯威胁的国家，企业家不会有创新的动力，一个只有40年寿命产权的土地上，不可能生长出百年企业？更不可能有持续的创新的动力。

就此而言，产权问题的重要，已经不限于权利本身，而是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的前提和关键所在。在今天强调产权的重要，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为什么企业家把大量的财产想方设法转到海外，为什么企业没有创新的动力？答案，就是产权的保护出了问题，这就是问题的全部。

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OK智能制造”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并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