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要搞“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其核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

　　这与中国30年前的改革开放有几分相似，其核心举措减税，也与当初中国的做法如出一辙。

　　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赋税问题为何成为横亘在中国经济未来面前的一道巨大障碍，令企业家“仓皇出逃”、官方主流观点沦为“过街老鼠”？这值得我们深思。

▌特朗普经济学

　　为了美利坚民族的“伟大复兴”，特朗普给出了一套全新的经济学，要搞“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特朗普经济学基本可概括如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

　　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两个基本点：坚持反全球化、反自由化的贸易保护不动摇，坚持放弃意识形态斗争、美国优先不动摇；

　　四项基本原则：减税、基建、再工业化、就业。

　　在对美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特朗普语出惊人，将美国定性为“第三世界国家”，有5000万人在挨饿、5000万人一贫如洗，也就是说，总共才3亿人口的美国，有一亿人口挣扎在温饱线和贫困线上。因此，美国要重新伟大起来，就得把经济搞上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怎么改变美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呢，特朗普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由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带动其他的大多数，一起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首当其冲的核心举措便是减税，富人愿意投资，穷人就有饭吃；其次“要想富、先修路”，基本建设不可少，“铁公基”继而推动制造业复兴，并吸引全世界资本前来掘金，再工业化水到渠成，解决就业顺理成章。说到底，一句话，即“发展是硬道理”。

　　特朗普的竞争对手希拉里，高举意识形态大旗，以向全世界输出美式普世价值观为己任，把追求所谓的政治正确凌驾于为民众谋求基本福祉之上，虽从政经验、个人修养远胜特朗普，仍惨遭选民抛弃。因此，与其说是特朗普赢得大选，不如说是他的“经济学”碾压了对手的“意识形态至上论”。

　　▌中国的“死亡税率”

　　近期，一场围绕“死亡税率”的大辩论席卷全国。民营企业家与官方主流各执一词，曹德旺反映中美之间的税收差距至少在35%以上，官媒称中国税收与西方差距不大。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引无数吃瓜群众围观起哄。特朗普尚且知道把减税作为先富带动后富的抓手，当年国内改革开放，靠的也是类似“两免三减半”、“三免五减半”、“五免五减半”的税收优惠松绑、激活民间经济力量，而今赋税问题为何成为横亘在中国经济未来面前的一道巨大障碍，令企业家“仓皇出逃”、官方主流观点沦为“过街老鼠”？

　　中国税赋究竟高不高，暂且按下不表，就说被有关方面视为“结构性减税”核心的营改增。官方数据核算，营改增后，2016年企业将总体减税5000亿元。然而，企业家的切身感受却是另一种“画风”：作为流转税，增值税只在有进项抵扣时才能被减免，而量大面广的中小型（连续12个月营收超过500万元）服务性企业，成本支出中以人力为主，往往无法提供进项税发票，结果导致本可享受5%的营业税，现在却要全额缴纳6%的增值税，企业税收成本不减反增。减税5000亿元或许不假，但获益的是大中型制造企业（国企尤甚），广大中小民企不过是“被平均”了。

　　中国不管企业赚不赚钱，只要有收入与财务活动，增值税与消费税必交，而美国则只征所得税，不赚钱则免交或少交。有人将福耀玻璃（其年营收利润率高达22%，远超国内平均水平）与同为制造行业、同等经营水平的美国企业：苹果、固特异、康宁三家公司的税负水平进行了比较，这三家公司企业所得税占税前利润的比重分别为26%、38%和10%，占其总收入的7.3%、1.4%（上一财年为10.1%）和1.6%。

　　相较之下，福耀缴纳了10.09亿增值税、营业税费和4.35亿所得税，合计占到所得税前利润的47.5%和营业收入的10.9%。以税收占利润和营收的比重衡量，与苹果相比，福耀的税负分别高了83%和49%，和其同行康宁相比，分别高了380%和581%（上一财年为55%和-3.5%）。虽然这种对比没有考虑到公司跨国经营等现实，但已可显示出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比美国高35%并不夸张，以企业税后利润与缴纳税收对比，中国远远超过美国是显而易见的。

　　“死亡税率”之争在当下时点爆发并引发如此波澜，与中国经济告别高增长、企业普遍陷入困境直接相关。企业赚钱空间大时，税收即便高一点也能承受，一旦利润率暴跌，矛盾立马凸显。因此，争论的焦点仍在于企业负担太重，不仅税收高，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涉企费用。

　　衡量税收体制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看税制是否简单（便于企业对接）、行政裁量权是大是小、收税成本增加还是减少，当然，最终标准是能否有利于企业经营与发展。实际上，30年前中国就把道理想明白了，想必现在也用不着再从特朗普那里“出口转内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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