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马光远
我几年前在一个电视台谈及的关于日本的节目最近又被很多人翻出来。因为我老听到有人说，日本经济失去了几十年，中国要避免重蹈日本覆辙云云。
听到这个话，我就知道中国很多人对日本的了解仅限于想象之中，日本经济有多强，日本有多强，确实超过了中国很多人的想象。在今天我们反思中国很多领域受制于别人的时候，更应该看看日本当年是如何在技术层面获得突破成为发达经济体的。
这次我从产业政策的视角谈谈中日之间的差距。
今天很多人把中国缺乏核心技术的根源归结于中国过去实行的产业政策。一般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产业政策源自日本。但是，很多人对日本二战后经济高增长以及产业政策的认识存在诸多误解，特别是对日本的创新战略缺乏认识。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言，
“由于我们对日本产业政策的渊源缺乏全面认识以及受到当时改革目标模式变化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只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产业政策，也就是选择性的、纵向定位的，或者硬性的产业政策。”
但是，即便是日本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我们也将其与政府干预直接等同。
中日两国产业政策的最大区别在于对创新的重视程度。
日本能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成为第一个非西方的经济强国，并在二战后在战争的废墟上再次实现对欧洲的赶超，根本原因在于日本长期且渐进的技术引进、学习和应用，以及从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以来的自主创新。经济史学家G·C·艾伦指出，从日本的历史看，日本人一直有迅速吸收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天赋，他们勇于做大事并且拥有训练有素的、久经磨炼的组织能力。
研究日本二战的产业政策，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特别重视市场，二是特别重视创新。早在1956年，日本在政府白皮书中，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依靠技术创新。据考证，日本是全球第一个明确提出“科技立国”的国家。
1980年，日本通产省在《80年代产业政策展望》中提出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创造性的知识集约化”，把以尖端技术领域为中心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性产业加以发展，与此同时，积极推进所有产业领域的产品与生产工艺的知识集约化。《展望》的第六章直接以“走向技术立国”为标题，从而成为第一个在政府文件中提出“科技立国”战略的国家。同年10月日本科学技术厅发布的《科技白皮书》明确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1986年3月，日本内阁又通过了《科学技术政策大纲》，成为日本践行“科技立国”的总纲领。
美国学者高柏在《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中提出，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之间的一大区别就是对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他认为，日本银行放贷与企业投资中的过度竞争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企业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的培养。而中国企业则侧重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接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分工。
因此，中国仍然至今没有像日本一样建立起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他在另一本《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中对“日本的发展主义”和“中国的发展主义”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企业重视内生的创新体系，进行独立自主的研发并创立自主品牌，以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高附加值产品为基础进行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而中国只重视规模，重视国际市场中产业链中的分工，漠视创新恰恰是过去中国产业政策的软肋。
比较中日两国的发展模式
就能发现，日本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特别注重本国品牌的培育，而中国则主要将经济发展置于全球发展的价值链中，在全球的价值链中寻找最低端的环节介入。在发展新技术上，中国主要依靠引进，而日本对自主研究特别重视。日本主要通过高强度投资、制造业导向的增长战略实现了向高收入社会转型，该战略融合了技术追赶、增量创新以及破坏性创新。
中国学习日本产业政策最失败的就是忽视了日本对技术创新和本国品牌的重视，选择了比较优势理论而抛弃了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正是由于日本长期重视技术创新，因而在经济持续30多年陷入停滞的情况下，日本经济本身的活力仍然不容小觑，日本持续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很强。日本产业政策的灵魂在于创新，在于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产业政策的痛点，也是下一步中国产业政策转型的核心所在。
日本在全球很多技术领域排名非常靠前，日本的创新力也很强，以汤森路透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为例，2018到2019年“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中中国入围的只有华为、比亚迪和小米三家，而美国入围的企业33家，日本入围企业最多，达到了38家。日本拥有一批世界级的中小企业，日本几乎每年都有诺贝尔奖得主，人均GDP4万美元左右，中国刚刚达到日本人均GDP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均海外资产连续22年蝉联全球第一。
坦率而言，我们还真没有资格笑话日本，更没有资格重蹈日本这样的覆辙。特别是，日本当年崛起的时候，其低调的态度和作风更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在教育、科技，以及国民意识等方面，日本仍然是中国最好的老师之一，中国仍然需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