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竹
显然,外交部长王毅最近为期一周的欧洲五国之行并不顺利,几国政要在诸多敏感问题上对中国连环施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毅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德国。因为默克尔政府是欧盟中对中国最友好的政府之一、也是欧盟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如果能够赢得德国的支持,那就容易赢得欧盟的支持。就在访问结束前一天,国内媒体都还在报道说默克尔应该会会见王毅,但默克尔却以“联系太晚”为由并没有和王毅见面。而德国外长马斯明确表示欧盟不可能成为中、美、俄地缘政治关系中的“玩物”更是让联合欧洲对抗美国的想法十分尴尬,毕竟王毅出访的直接背景是正在正面相撞的中美关系。
德国的态度正在发生显著即便不是根本性的改变。在王毅离开后,德国政府通过了《印太指引》(Indo-PacificGuidelines),重新定位了德国对亚洲的基本态度:帮助建立和维护基于规则而非强权的印太区域的经济和安全秩序。我们知道,德国是一个严重依赖全球市场的国家,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超过80%,而中国又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显然,德国的《印太指引》正在试图建立一个逐渐弱化与中国关系的格局。而德国并不是第一个将国家战略重点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区域”(Asia-Pacific Region)转向“印太区域“(Indo-PacificRegion)的国家。
上一周还发生了一件引起众多关注的国际事件:安倍晋三因为健康原因辞去日本首相职务。历史会证明安倍最大的政治遗产并不是安倍经济学,而是他提出的印太地缘战略。早在十多年前,安倍就意识到太平洋区域的稳定离不开印度洋区域的稳定,2006年第一次提出了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自由繁荣圈“(The Arc ofFreedom and Prosperity)概念,其时已经在考虑怎么样打造不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政治和经济格局。2004年,为了应对印度洋海啸的破坏,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了”海啸核心集团“以协调救灾。在安倍政府的影响下,这四个国家于2007年形成了更具政治性和更具针对(中国)性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Security Dialogue,Quad)。但是安倍对中国的担忧在彼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毕竟当时的中国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并没有直接地缘冲突。2008年,澳大利亚为了维持与中国的关系退出了对话,印度也消极对待,四方安全对话名存实亡。随着近年中国在外交、军事政策上的逐渐强硬以及美国国势的削弱,2016年安倍正式提出了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Strategy),试图通过建立与区域内大国更加紧密的联系来制衡中国。2017年,以建立基于规则的区域秩序为目标的四方安全对话重启,标志着地区大国已经明显感到中国的威胁,安倍的印太战略终于有了可实施的国际环境。2020年8月,有新闻报道称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正在商讨打造更具韧性的全球供应链,日本的印太战略正在步入实施。
与安倍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相呼应,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外交体系也先后在2017年发布了印太战略,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将亚太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并于2019年发布了印太军事战略。白宫的对华战略也是放在打造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区域大框架里。2019年,法国作为第一个欧洲国家发布了印太战略。法国和德国作为欧洲大国先后发布印太战略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因为按德国外长的说法,欧盟各国只有团结才可能在当前中、美、俄大国纷争中“生存“,因此德法作为区域最有影响力的大国的态度很可能代表了欧盟的基本态度。2019年,东盟也发布了印太战略:印太展望(Indo-Pacific Outlook),由于东盟国家的实力较弱以及与中国深入的经济关系,在描述上避免了使用自由等具有价值判断的词汇,但是仍然强调基于规则的区域框架。尽管英国还没有正式出台印太战略,但是其态度早在2018年与印度的联合声明中已经很清晰:建立开放和自由的印太区域。我们可以预见,作为印度的前宗主国以及与印太区域众多国家拥有深刻经济、文化交织关系的英国在脱欧后会把外交的重点放在印太。而据报道加拿大也在加紧制定其印太战略。以自由和开放为核心的印太战略正在成为全球主要政治和经济体的共识。
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在冷战时期及时“站队“,通过开创性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过去四十年经济的快速增长让中国成为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具有关键影响力的经济和市场力量,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诸多跨国公司都把其亚太区域总部设在了中国。但是,最近几年随着全球主要政治和经济体纷纷出台以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based order)为核心、以自由与开放为目标的印太战略,意味着各国对于”规则“的追求已经重于对”利益“的追求,或者说印太区域规则上的冲突可能带来的风险已经超过了没有规则的经济利益。所以这个时点再强调中国的市场有多么大其实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魅力,或者说不再是一个砝码。印太战略是为了制衡中国,这一点可能大家都心照不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急速恶化。
如果说亚太区域的中心是中国,那么印太区域的中心就是印度。在这个区域中,唯一能够和中国抗衡的体量来自于印度,正如冷战时期在这个区域唯一能够和前苏联抗衡的体量是中国。随着主要国家在印太区域上都基本达成战略性一致,如果印度的国内政策再给予相应的支持和配合,在疫情结束后,印度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就是大概率事件。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标志着中国与前苏联集团的彻底决裂,也加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下,如果中印发生军事冲突,不管输赢结果怎样,可能会加速印太战略的实现。我更愿意将因为印太战略形成的新地缘关系描述为”一体两翼“:以印度为中心,以东盟和非洲为两翼。与日澳更近的东盟和与欧洲更近的非洲也应该会成为这些国家印太战略重要的组成部分。
尽管各主要国家已经形成相对一致的印太战略,尽管有类似四方安全会议的松散组织,但是印太战略本身还停留在国家层面,还没有带头大哥,没有形成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印太公约组织。一旦基于印太战略形成政治、经济甚至于军事同盟,那么中国就会面临真正意义上的脱钩,这恐怕是最坏的结果。
在王毅刚回到北京之际,杨洁篪又紧急出访西班牙和希腊两个欧盟成员国。其实,尽管眼下中美冲突愈演愈烈,但是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待未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我们面临的挑战远远不是美国的挑战和压力,印太战略正在形成新的全球战略格局,我们需要思考印太战略的本质是规则与秩序,做出改变适应规则,成为秩序的参与者,毕竟适者生存。
白宫发布的对华战略里写道:“our vision of a free and openIndo-Pacific region does not exclude China.“(我们建立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区域的愿景并没有排除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