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威廉
当地时间3月31日下午，美国最高领导人乔·拜登在美国东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宣讲了他雄心勃勃的基建方案。
谈到匹兹堡这座城市，拜登总统很是动容：“两年前，我就是在这里开始了我的总统竞选，励志重建美国的（制造业）脊梁。”
这座城市曾诞生了资本主义象征的世界钢铁大王卡耐基，也与美国的工人运动颇有渊源。拜登本人出身于工人家庭，在匹兹堡他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在场群众进行了亲切互动，不时向群众挥手致意。
在与当地群众亲切交谈时，拜登总统指出：“这个国家的建设靠的不是华尔街，而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在工会的坚强领导下组织而成的。”
拜登表示将会启动美国有史以来最宏伟的计划，把工作还给美国中产和工人。
在对美国内部环境做出精准分析后，拜登决定“两步走”推出他的投资计划。这个“一代人仅有一次”的刺激方案，预估价值3万亿美元，最终支出则可能高达4万亿，将在未来8年逐步释放。
31日下午，拜登庄严宣读了第一阶段计划的主要内容。
总结下来，这2.3万亿美元的联邦支出包含“四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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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础设施的广泛投资，包括高速公路，公共交通和电动汽车充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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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管、电力、网络和医院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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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发、教育和先进制造业的联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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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年人和残障美国人提供家庭护理。
“要想富，先修路”。拜登十分清楚，基础设施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必备条件，抓好了可以为发展积蓄能量、增添后劲，而建设滞后则可能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
但让拜登十分痛心的是，美国的基建质量正长年下滑，而中国基建水平的持续提升也让他倍感压力。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2019年的研究，美国的基建质量位于世界第13位（共统计世界141个国家和地区），与它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无法匹配。
各国基建质量指数.图片来源：世界银行.
从第一阶段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出拜登的长远谋略。他从基础设施的更新出发，落脚到“以人为本”：提升人力资本，拉动就业，同时保护劳动者权益。
这种“硬件”和“软件”的同步提升，或许能让美国大地焕然一新。
美国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2.35万亿美元钱从哪里来。由于2020年以来的几次“放水”印钱已经让国家债务飙升，拜登此前向美国人民承诺，不再大幅抬高债务水平。
毕竟，众所周知，都印钱就等于没印钱。
这一次，拜登将通过加税来补足2万亿的资金需求。他提出了一系列税收改革方案，包括：
公司税从21%提高到28%；
跨国公司征税最低提高到21%；
打击企业跨境逃税避税；
取消能源行业、互联网巨头的税收优惠；
提高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上的人的边际税率等。
关于这份计划能否在美国最高权力机关通过，外界多有猜测，但美国这届领导班子却胜券在握。
首先，拜登认为，基建是可以统合两党的议题。他列举了共和党总统林肯、艾森豪威尔，以及民主党总统罗斯福大兴基建的历史，“我不认为共和党人会乐见美国基建屈居全球第13名。”
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议员Julia Letlow就很喜欢“村村通网”的计划，她说：“只要能让我的乡村选区获得宽带网络，不管提案啥样，我都双手赞成。”
其次，这个提案避开了很多明显的大坑，尤其是在税收方面。
首先是打了个时间差。美国不是说加税就加税，而是老早就释放了加税信号。
西方世界的“收入平等化”潮流已经酝酿多年，税制改革已在多国上演；而拜登两年前开始竞选时的政纲也一直在给企业疯狂暗示，增税时代即将到来。
由于信号及早发出，它们自己争取到了一些缓冲和调整的时间，不至于毫无防备地撞上突如其来的税。去年，美国许多科技巨头已经从加州硅谷搬到德州，用更低的州政府税抵消未来更高的联邦税。
而个人所得40万美元的加税门槛，也让拜登避开了绝大部分美国民众的怨气。
因为这个门槛，实在是太高了。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家庭数量少得可怜。在2018年，美国前5%的家庭收入最低为24万，均值才达到41万。
换句话说，至少有95%的美国人不需要考虑个人税务的增加。那他们同不同意拜登“劫富济贫”？我看大部分会拍手叫好。
再次，共和党的反对，似乎掀不起什么波澜。
从一个月前那1.9万亿的纾困法案中我们也能看出，拜登已经在当前的政党政治里已经玩的很溜了，他好似坐上了一趟滚滚向前，无人可挡的火车。
《经济学人》指出，即使有些共和党人可能不愿接受如此“浪费”的支出，他们的意见也微不足道——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正再次准备采用程序手段，让他们在没有任何反对派投票的情况下通过立法。这种程序手段，叫“党线路投票（party-line vote）”。
总而言之，只要民主党内部能保持一致，就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拜登的野心。
同样是危机后的大修大建，让人不得不联想到1933-40年的罗斯福新政。
但仔细研究一下，二者完全没有可比性。我们做了下面这张表：
从绝对数量上来看，“拜登大基建”发了太多太多的钱。
有学者测算，罗斯福新政在当时的8年间共支出417亿美元，以购买力平价折算到现在（2021年），约等于8005亿。
奥巴马复苏法案（ARRA）则约支出了6530亿美元，折算为9013亿。
相隔70年，奥巴马和罗斯福的支出规模倒有一拼；但他们和2021年的拜登相比，差了一个数量级。
颤抖吧，地球人！
然而，还是有许多左派人士说拜登4万亿目标仍然太小——这种指责不完全是刻薄，他们真的有些道理：
若将当时美国的经济体量考虑在内，拜登的气魄则输了罗斯福一半。罗斯福花的钱，相当于1932年美国GDP的69%；而拜登只花了2020年GDP的19%。
4万亿的实际长期效果，确实需要时间来检验。但拜建国同志宏伟目标的实现，确实面临许多挑战。
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搞基建，成本太高了。
比如，在过去十年，纽约的地铁造价约为13~16亿美元/公里；同一时间，巴黎地铁造价约为2.5亿美元/公里，而北京地铁16号线造价是12亿人民币/公里，或1.8亿美元/公里；中国其他城市，还能更便宜。
还有一些人指出，美国的资金审批制度让大基建的规划建设周期拉得很长，不能短时间“集中力量干大事”，夜长梦多容易出乱子。
拜登不是不知道这些质疑：“我的批评者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啥？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但是，面对人们的议论纷纷，拜登劝他们不要居高临下：“很多年前，当美国决定探索外太空时，这些人就问过同样的问题。”
那些质疑的人没想到的是，有了太空探索，“就产生了可以帮助我们驾驶汽车和驾驶飞机的技术……至少催生了2,000种产品和服务。GPS帮助我们找到了彼此，使我们可以隔着山和大洋彼此交谈、唱生日歌、看婴儿迈出第一步、互相安慰。
“想一想，这对您和您的亲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只需要再次畅想未来（We just have to imagine again.）。”
多年后，我们或许会这样看待这4万亿：它可能不如罗斯福新政那样气势磅礴，但它确实满足了这个特殊时代美国的某种需要。
它叫做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