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指标，2020年杭州排名全国第六。在杭州之上，还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
不过，分别来看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杭州都可以排进全国前五。例如农村人均收入，杭州就比上述几座城市都高（除了没有农村行政建制的深圳无法比较）。
你以为我是要夸杭州吗？不。
杭州的农村人均收入，甚至排不进省内前三。
因为全国第一是浙江嘉兴，全国第二是浙江宁波，全国第三是浙江舟山。
全国前十名中，有6座浙江城市；全国前二十名中，有9座浙江城市；全省11市，都在全国前四十名之内。
排名第一的嘉兴，录得近四万元的农村人均收入，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大约和贵阳（40305元）、重庆（40006元）、哈尔滨（39791元）、南宁（38542元）这些直辖市或省会城市的城镇人均收入差不多。
而浙江全省的农村人均收入，为31930元，放眼全国省级行政单位，仅次于上海，高于北京、天津、江苏、广东。
是的，今天我们要夸夸浙江。
执笔的小巴，大学是在成都读的，毕业之时，我留意到一个现象：所有来自浙江的同学，除了一人出国，其余都回到了浙江。而其他省份的同学，普遍没有这么恋乡恋土，或多或少会去北上广深。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真有那么好吗？
几年之后，小巴来到杭州工作。入职以来，隐约又有一种感觉：同事们（多数来自浙江省内）好像家底都很殷实的样子——不是那种“家里拆迁分了五套房”的殷实，而是那种“家里有一个厂”的殷实。
浙江真有那么多工厂等着被继承吗？我看到的会不会是幸存者偏差？
关于浙江还有许多传说，例如“国资不疼，外资不爱，只好民资顶上”“郊区郊县到处是家族企业”“浙江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不要打工，要自己当老板”等等。
但口口相传不代表就是真相，作为一个数据控，小巴还是想通过数据来验证。
往上追两代人，这句话就要打个问号。
如今浙江的GDP排名全国第四，1975年？排名全国第十四，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
浙江与福建，都是多山地带，昔日还是海防前哨，重点工业项目难以落地，直到改革开放后，经济排名才开始快速攀升。
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截至2018年末，全国共有325万家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其中42万余家在浙江——这个数字其实低于广东和江苏。
不过，考虑到浙江只有全国1/24的人口，却开办了超过1/8的制造业企业，这一成绩就十分突出了。
人均工厂数量，浙江全国第一。（若论全部企业，则浙江共有138万余家，每42人就有一家企业）
这种说法一直缺少实锤，因为民营经济占比的高低，并非常规统计指标。有些省份公布，有些省份不公布，或是这一年公布，那一年不公布。
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近似感受——经济总量前十强的城市里，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多少。
越是大型城市，国企、外企越是扎堆，民营经济越有可能弱势。例如上海，公有制（国有+集体）和非公有制（外资+私人）经济基本平分秋色，民营经济的占比就很低。
十强城市中，杭州是唯一占比超过60%的城市。
而杭州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低于浙江省的整体水平——66.3%。（浙江并非全国第一，低于福建）
人们常说江苏是“散装的”，十三太保各自为政。殊不知，浙江也是散装的，只不过江苏散装到市（省级认同很弱），而浙江散装到区县（地市级认同很弱，省级、区县级认同很强）。
一个杭州萧山（或余杭、富阳、桐庐）人，往往自称“萧山人”，而不是“杭州人”。同理，嘉兴海盐、海宁、桐乡，绍兴柯桥、诸暨，金华义乌、永康、东阳，宁波余姚、慈溪、象山、宁海，台州临海、温岭、玉环、仙居……都是这种习惯。
究其原因，在于浙江的县域经济较强，一县（甚至一镇）之内常有声名远播的特色产业，例如桐庐的快递、海宁的皮革、永康的五金、义乌的小商品批发等等。
于是1992年以来，在中央支持下，浙江开始推行“扩权强县”“省直管县”改革，赋予经济强县越来越多的管理权限。（其他省份也有，但不像浙江这么坚决）正是这种行政体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浙江人的身份认同。
有人说，向下放权，才是浙江改革的最大秘密。
还是用数据说话，2020年民营企业500强，浙江共有96家企业上榜，连续22年排名全国第一。其中，杭州共有39家企业上榜，连续18年排名城市第一。
而单单一个萧山区，就有11家企业上榜。
那么多人竞聘萧山女婿，不是没有原因的。
民营经济兴盛，往往意味着政企互动良好。不过各类营商环境报告很多，城市排名莫衷一是。
相对而言，小巴比较相信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0年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报告》，这份由一线企业打分得出的报告（也有客观数据的权重），堪称营商环境“大众点评”。
根据得分，营商环境最好的10个省市是浙江、广东、江苏、上海、北京、山东、四川、福建、河北、湖南；营商环境最好的10座城市是杭州、上海、苏州、南京、北京、温州、宁波、深圳、广州、成都。
从以上数据来看，关于浙江的种种传说，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浙江也有穷地方。
远离海岸线的衢州、丽水，就是浙江唯二的城乡人均收入排在全国20名之外的城市。
这样说或许有些凡尔赛，不过浙江一直在做的，并非触摸上限，而是抬高下限；并非打造一个全国第一，而是大家一起跨过某道门槛。
最强的民营企业不在浙江，但民营500强浙江最多；最强的县不在浙江，但全国百强县浙江最多（2020年超过江苏）；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不在浙江，但所有浙江城市都能排进全国前五十。
锦上添花易出彩，雪中送炭更难得。
2002年，浙江开启“山海协作”工程，推动欠发达山区和发达沿海地区的经济合作，协同发展。山有所呼，海有所应，这项工程至今仍在继续。
2012年，浙江确定省级扶贫标准4600元（当年的国家标准是2300元），并于2015年实现全省脱贫。
所以脱贫攻坚收官的2020年，浙江在做什么呢？在致力于“消除农村年家庭人均收入8000元以下现象”。
2021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率先推动全省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连提了三次。 这份初心或许你已经忘了，但浙江还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