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正‘逃离’制造业”“中国制造正被外企抛弃”“越南、印度的制造业在崛起”……近几年，追问中国制造业发展之困，乃至唱衰中国制造业的声音时有响起。

人们的焦虑感从微观到宏观层面都有：原料、人工、租金等成本挤压制造业利润，产业工人收入增长缓慢，资本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布局或进军互联网等较高利润的行业。

一个特别现实的疑问是，作为成就“世界工厂”和“中国奇迹”的基础性力量，中国制造业的传统优势到底还在不在？

无论是所谓的衰败、逃离，还是转移、回流，问题首先纠结于生产要素成本的高低比较。例如，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直观的逻辑是越南等国家有更廉价的劳动力、更年轻的人口结构。毕竟，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低也是中国制造业早期腾飞的基础条件。

但要素成本低，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制造业过去的成功，一个现实而有力的佐证是，非洲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成本更低，为何没有成为主要的产业转移承接地？

我们的症结在于“大而不强”。

上一轮发展，中国制造业很大程度上依靠规模之“大”，可下一轮则必须依靠质量之“强”，但“强”需要以“大”为基础，让优势得以延续和升级。

简而言之，中国两大独特优势非常关键，一个是“超大规模市场”，另一个是“超大规模产业链”，这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基本盘。

以超大规模产业链为例。在承担“世界工厂”角色中，中国在制造业各个细分门类下，涌现出大量小而专、深度分工、具有世界级统治力的“隐形冠军”和县域经济。

温州台州的打火机、虞城县稍岗镇的钢卷尺、湖州市南浔区的电梯……与之相伴的是，交通和通信基建、物流网、配套的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日益成熟，形成了紧密的、动态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

这种超级网络能够迅速满足国际需求，例如疫情中的物资、国际赛事中的体育用品等。这也是我们制造业在对外竞争中的底气所在。

因为，制造业的竞争是系统性的竞争。早期廉价生产要素价格优势之所以成立，前提是制度成本的极大降低和供应链产业链的发育完善，把要素组合成了具有竞争性的武器，甚至劳动力、土地的价格高低，已经难以构成制造业成本中的决定性要素，产业链自身有极强的成本消化和控制能力。

譬如，最近大火的曹县，其在棺材、汉服领域中的强势地位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如此观之，越南等东南亚地区的成本优势并不那么重要。

从这一视角分析，一些国际巨头(如苹果、特斯拉)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度是加大了，而不是转移了。譬如，2015年，苹果公司有44.9%的供应商位于中国，到了2019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47.6%，所谓“果链”、“拉链”之说，就是印证。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中国制造业的转移很大程度上是生产工序的局部迁出，不是产业面的整体迁移；是低端环节的转移，不是高端环节的转移。

因此，即使有些企业移出去，其上下游和管理人员与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基于中国制造的衍生和扩张。

超大规模产业链更强大的“副产品”是养成了一个庞大的工程师和技术人才库。虽然一些制造企业转型或破产了，但其从业人员不存在就业困境，因为“超大规模市场”和消费升级的存在，总能带来需求端的重构，进而有新兴制造业和生产型服务业岗位出现。

我们看到，科技人才在互联网新势力、芯片和硬件企业间频繁流动；在中低端行业，也有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岗位作为过渡和承接。

悲观者“正确”，乐观者生存。有夕阳的企业，但没有夕阳的产业。我们要正视中国制造业之忧，但更要充分发挥其固有长处，并不断挖掘其成长中的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