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左晖评价的两极分化，对袁隆平高度一致的推崇，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价值标准正发生深刻转变：从对财富与商业的崇拜，转向对整体社会价值的关注。
互联网平台企业和企业家，无疑正处于这种大转变的风口浪尖。 在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于5月22日去世后，中国社会自上而下、网上网下都表现出了高度一致的对院士高度评价和沉痛的哀思，在袁隆平生前工作和生活的长沙，几乎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对院士的悼念之中。相比而言，人们对5月20日突然因病离世的知名企业家、身价超过千亿的贝壳董事长左晖，评价却呈现出了明显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企业界和媒体界对这位提倡“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并提高了一个行业标准的企业家英年早逝的痛惜；
另一方面，是相当一部分人在网上表达了对他所创建的贝壳和其所处中介行业的不满，认为是他们抬高了房价，让很多人买不起房租不起房。
对一个科学家而言，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这种级别的哀荣都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内，急于从贫穷中爬出来的中国人对财富、获得了巨额财富的企业家、以及拥有广泛知名度和财富的娱乐明星，倾注了更多的热情，正如“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句所暗示的。
也因此，对于一位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拥有耀眼光环、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房地产中介行业散乱差现状、并因此跻身超级富豪行列的企业家而言，这样的“待遇”也是很不寻常的，但却在意料之中。
重新审视效率至上与财富崇拜
在经历了近四十年对效率的极致追求后，伴随经济增长放缓，中国人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切。
在这场对效率的追求浪潮中，企业家扮演了冲锋陷阵者的角色，被视为英雄，但他们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奖赏，摘得了效率提升带来的红利最诱人的一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提供的一组可比的数据充分说明了这点：在全球经济遭遇新冠重创的2020年，中国首富家族的财富达到了4377亿元，财富超过1000亿元的家族达到了29个，其中也包括了左晖的家族，上榜的400个家族的财富全部超过了100亿元，这三个数字分别比2019年增长了1676亿元，18个，32亿元；
而在2005年，当时首富家族的财富仅为133亿元，而且只有4个家族超过了100亿元，上榜最低门槛为5亿元。
换句话说，在过去的15年中，年度首富家族的财富规模增长了32倍，进入榜单（排名前400名）的最低门槛提升了20倍，而在同期，中国的GDP增长了4.6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2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4.3倍。人们肉眼看到的是，财富正在向富豪家族快速集中，也就是说，越有钱的和越成功的人正加速变得更富有更成功。
而新一代的造富机器——像阿里巴巴、腾讯、贝壳等这样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和背后的企业家/资本，无疑使这种趋势变得更加尖锐刺眼：
一方面，平台的价值创造直接来源于生态参与者的贡献，但通过在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企业家/主导资本拿走了生产活动所创造的价值的最可观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由于建立了强大的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平台企业的优势地位随着规模的增加会更快的增加，这使得它们在价值网络中的议价能力变得更强，并从更大的饼中分得更多的一部分。
在整个经济遭遇严重挑战的2020年，中国几家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营收增长仍然都接近甚至超过了20%，它们的股价也都创出了新高，从而使得它们的拥有者占据了财富超过1000亿元的家族的三分之一，而财富的绝对规模也大幅飙升。
被忽视和低估的整体社会成本
当每天耗费大把时间、花费大把金钱在这些平台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切时，他们自然会觉得哪里有些不太对劲。
不错，他们从这些企业享受到了各种产品和服务的便利，但他们也付出了对他们的人生最为宝贵的东西——时间和注意力；由于规模经济特别是网络效应的存在，让他们最初决定支持这些公司的产品时，也几乎就宣告他们失去了其他的选择；而作为一个消费者，他们非但不能得到补偿，还使自己在议价能力方面处于越来越弱势的地位。
这些平台企业可能提升了所在行业的生产率，并改善了用户服务，但如果放在整个社会角度，我们必须将给与这些企业在相当长时间的税收优待计算在内，我们还必须考虑因为这些企业的行业重构而带来的失业问题，它们创造的就业机会可能有时并不能完全覆盖这些失业，而就业对一个社会而言，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它也事关贫富差距和公平。
如果说互联网服务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是否足以支撑这么高的消费水平？或者说，就整体社会价值最大化而言，过度的互联网化是否得不偿失，特别是如果传统经济与互联网在竞争中处于不公平的地位时？
还有，当平台企业的拥有者和核心利益相关者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加大了贫富差距感，抬高了所在社区的生活成本时，这是不是一种幸福感的伤害——毕竟我们获自财富的幸福感既与财富的绝对规模有关，也与贫富差距和生活成本有关？而在所有的社会价值中，还有一类是不那么明显，但却是这些平台企业最可能伤害到的，那就是当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快速向少数平台集中时，是否会降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以及，当这些平台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而从其生态中收取过高的“税”，或者向那些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生态参与者输送特殊利益，从而导致不公平竞争时，或者它们意识到自己仅凭自己掌握的资源就能获得比创新更具诱惑的风险回报比时，它们就可能对整个社会的创新和生产率提升形成压制。
此外，当这些平台通过内部政策来决定我们如何使用它的平台时，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考虑到它们已经是我们现实生活工作中无法绕开的基础设施，它们把过去本来要通过某种特定的社会程序来决定的一项政策，悄悄转化为该平台的内部事务，随着整个社会越来越互联网化，这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在几年前，我为此提出了社会共治的概念，认为必须由生态中的利益攸关者来共同制定游戏规则，而不是平台方一家说了算。如果人们不能在这些方面对这些平台进行重新审视并采取有效行动，由于它们在整个社会的数字化和互联网化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并拥有强大的制定规则的权力，最终它们就可能会吸干全社会的资源，并吞噬社会的活力。好在，发生这种最坏情况的可能性正在降低。
全球共识：给平台企业戴上缰辔
在对待平台的问题上，全球性的共识正在形成，那就是必须加强反垄断方面的监管，必须按用户所在社会加征税收和推动社会负外部性成本的内部化，必须接管它的部分权力，比如隐私政策，比如它对待用户和生态其他参与者的政策，未来可能还会接管更多。
法国已经通过了数字服务税，越来越多的国家正步其后尘；中国和美国正在提起对主要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调查；谷歌公司的员工在过去几年已经开始有组织的对一些他们认为不合理的公司政策提出抗议，比如其对待临时工和供应商的方式，以及与美国军方的合作；当亚马逊决定在纽约长岛兴建其新总部时，遭到了当地一些担心此举会伤害所在社区价值的群体的抗议。这些监管或压力，短期确实会给平台带来巨大冲击，但从长远看，却可能使它们重新回归到其核心业务的创新，而避免不自觉中滑向资源企业的泥潭，在盲目扩张中迷失。
这种压力，也可能会使互联网企业和企业家的形象在未来一段时间变得更加消极，而这又可能会加深整个社会对整体企业家群体的敌意。尽管传统的企业家已经更早遭遇了消极评价——因为传统企业家所从事的业务对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依赖更多，而他们的业务带来的很多负外部性被认为并没有合理地纳入其企业内部成本——互联网企业家们在很长时间内仍然因为其表现出的创新而被封为英雄，正如几年前你看到人们对“国民岳父”和“国民老公”的热情，转移到了“马爸爸”身上。而现在，“马爸爸”不再被认为和蔼可亲，而是被贴上了一张资本家的面孔。
“变质”的互联网平台
这种形象转变的表面激发因素，是贫富差距加大，以及对互联网平台超强影响力的恐惧，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这些互联网平台企业和企业家“变质”了：
从曾经的慷慨而充满激情的创新者，蜕变为了处处算计的在位者和防御者，还可能正从创新驱动企业滑向资源运营型企业，而一家资源企业首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创新，而是如何避免创新，如何提高资源的议价权，如何最大程度变现，而互联网平台所掌握的核心资源具有的可无限扩张和供应的特征，又会使这种诱惑剧增。
而一旦进入这个阶段，这些平台企业家和创建者们就可能从历史的推动者，变为历史前进的阻碍者，他们远离了企业家的本质，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本质就是创新。在传统经济领域，由于达到规模不经济的极限比互联网平台小得多，当一个创新者渐渐退化为前进的掣肘时，就会出现新的创新来消除它，而在平台经济领域，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力量，扮演解毒剂的新创新出现的难度会上升，关键是即便人们可以预期这样的解毒剂迟早会出现，人们为这种等待需要付出的代价也非常高昂，所以人们必须设法减少这种等待。
另一股潮流，也正成为加速企业家形象祛魅甚至消极化的力量，这就是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质疑，以及朝着更关注整体社会价值、关注公平、而非单纯的财富的价值观的转变或回归。在德国柏林生活8年的知名媒体人覃里雯，在一篇讲述这期间在这座现在受到全球厌倦了资本主义的人士青睐的城市的见闻的文章中，描述了她感受到的这种价值观的痕迹：“需要遮掩的反而是过度的财富，因为过度的财富意味着对他人的掠夺，而炫耀财富则是粗鄙甚至可耻的。
曾经每年五月一日劳动节大游行，都会有些豪车被烧掉。柏林市政府用尽手段控制房租上涨，也是为了防止食利阶层过度以地产投资来剥削工薪阶层，确保柏林不会变成下一个伦敦和香港。”
参照社会企业形态重新定义互联网平台
在中国这样强调公平和整体社会价值的社会，你可能会看到更为强烈的朝整体社会价值回归的趋势，这种价值观的核心包括强调整体社会价值而非片面的个体或某个方面的价值，强调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强调社会责任感和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强调如创业者般对社会的使命感和致力于解决社会目标的创新精神等。
人们推崇、哀悼袁隆平，以及不再迷信成功企业家，都是这种价值回归的体现。在袁隆平身上，充分体现了这种价值观的力量：他在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用科学家的创新热情，推动建立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基本框架体系，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而他本人从这种社会价值中所获得的财富却并不多——相比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
而现在，中国更需要像袁隆平这样的创新者，来帮助中国克服新的挑战——在西方的围追堵截中，实现从跟随者与追赶者，到创新者与领先者的全面进化。对中国企业家而言，到了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企业家，以及什么是企业应有的社会角色的时候了。
在崇尚效率的时代，他们是社会的宠儿，这容易让他们抬高自己的贡献，也容易被倾注过多的预期，而各种时代红利，也容易让他们高估自己企业的能力。这将增加改变的难度，但别无选择，只有当他们开始真正认识到问题所在，并主动采取变革行动时，企业家的形象才会开始触底反弹。对于处于风口浪尖的平台企业而言，缝缝补补、仅仅停留于被动的零星公益等项目上的权宜之计，可能会无济于事，必须转型类似社会企业的形态，用更为全面的社会价值指标体系，来代替相对狭隘的商业价值体系，作为评估公司绩效和价值的核心标准。
社会企业的形态已经出现很久，英国社会企业联盟对其的定义是“应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标”，它与一般企业的最大区别，一是它的目标不局限于商业价值，二是它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纳入了所有权和治理结构的范畴，以实现其定义的社会价值。这种形式的好处是，可以最大限度兼顾利益相关者利益，调动他们的投入热情，最终实现整体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艰难但对长期价值有益的转变
对一个平台而言，随着它们作为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角色越来越强化，它们与所在的社会的相关性也就越强，这将使它们的兴衰与所在社会的兴衰更加关联，也就是说，只有当它们能兼顾生态中所有参与者的利益，并实现整体社会价值的持续增长时，它才能获得持续增长的动力。
而借鉴社会企业的形态，将更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对他们而言，这种转变的本质也是难点，是既要最大限度提高整个生态的生产率，还必须与生态中的所有参与者分享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价值成果。长期以来，资本以及企业家事实上独享或主导着盈余的分配，他们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力，但问题是，这从长远来看，反而与其目标背道而驰，因为如果能牺牲部分短期利益，让整个生态更繁荣持久，他们反而能从中获益更大。
这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评估平台企业价值的指标，比如，拼多多的价值取决于它创造整体社会价值的能力，而它创造整体社会价值的能力，不仅与它给消费者和供应商创造价值的能力有关，还要考虑员工和公司所在社区的利益，以及它能否克服对整个生态的消极影响——在它的平台上存在的知识产权侵权或产品品质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就可能会使整个中国制造陷入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泥潭。又比如要评价美团，就不但要看它的短期业绩，还要看它的整体生态生产率，以及它能否在生态中合理分配生产率提升创造的新增价值，因为这两个指标与美团的持续业绩表现有重大关联。
得到的越多，需要承担的也越多
这是一种全新的思考角度，就如同当微软承诺在其所在的西雅图地区投入5亿美元，以建造数万套经济适用房以及解决无家可归问题时，该公司在申明中所说的：如果我们要取得进步，我们都需要像一个整体那样为社区共同努力。
当企业家开始用新的标准激励自己、并评估自己的行为时，用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而非享受道德特权时，他们将回归到企业家的本质，即通过创新来创造社会价值、进而是商业价值，这是任何社会最为宝贵的财富，那时，他们将获得更多的奖赏，包括对企业家更加友善宽容的环境，更多的社会尊敬，更可持续的商业基础，更有成就感的自我。只有等到这一天，人们对左晖的贡献才能有客观公平的评价，在这之前，人们对他的评价必然受到对整个企业家群体越来越消极印象的影响。
这种转变可能会很漫长而痛苦,企业家必须承受形象继续恶化的压力，甚至是苛求。就像比尔盖茨，尽管他在慈善方面是众所周知的慷慨，他还作为一名社会企业家致力于特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创业，但他并没有因此获得道德上的特权，比如最近就爆出他因为多年前的一段不当员工关系，而被要求退出微软董事会。因为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得到的越多，需要承担的也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