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当前的一句流行语，仍处于转型阵痛期的制造业也开始遭遇日益明显的“内卷化”压力。

这首先要说一下历史的因素。我国有着全球最全的产业分类和最强的产业链供给能力，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居全球第一。

这种“大而全”可以发挥规模优势，但也一定程度上把众多细分行业深度锁定在低水平扩张和路径依赖上。

即使在人工智能、共享经济、新能源车等新产业上，也是“惯性”地复制重化工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产业规划铺摊子、上项目，制造企业抢风口、圈用户、打价格战。此类同构性很容易带来恶性竞争和市场割裂，不利于整体做强。

因此，制造业突围绝不能忽视不同产业阶段、不同产业层次、不同的政策需求和发展逻辑。它不是解“一元方程”，把各个产业揉成一团，而是在高中低不同位阶下求“矩阵解”。通俗些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对于高阶解，突出体现在“卡脖子”之痛上——高端制造，如芯片制造的光刻机、精密制造的高端数控机床，这些是生产机器的机器，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母机。

我们唯有在自主创新的条件下发展起来，才能带动配套产业扩散，创造新的就业，并回哺传统制造，为其转型升级提供新的需求和更高的物质条件；反过来，制造业生态的发育完善，又不至于让母机“空壳化”和研发成本无法消化，并以此形成制造业的良性互动循环。

当前，关键核心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整体上中国制造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仅占销售额的1%多点。

加大投入是客观需要，但如何用在刀刃上更为重要。基础研究和创新涌现是一个慢过程，并难以规划、不可预测，需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和个人的首创精神。与之配套的人才评价机制、收入分配结构、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的深层次改革需同步推进。

对于广大的一般解，面对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我们需要打开新的视野把存量转化为增量，这也是构建“双循环”的应有之义。

例如特斯拉和苹果公司进入中国，与本土产业链迅速耦合，形成“果链”“拉链”及其链上的本土龙头公司，并产生激活国产车、国产机等同行的“鲶鱼效应”，进而提升了整条产业链的工业水平和技术参数。

因此，超大规模产业链在独立经济体下可能面临的“内卷化”，置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背景下，反而能重新组合为竞争优势。

另一视角是，制造业与其他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其实也是相融相长、耦合共生的关系，有很大的提质、降本、增效空间。

譬如，这轮大宗原材料成本飙升，除了一些定价权由国外掌握的因素外，企业对经济周期的把握不足，库存、价格的风险管理普遍不强，信息化程度不高也是重要原因。

此外，买方市场下，传统制造已经很难满足个性需求，很多互联网平台拥有数据和智能优势，可以提供制造企业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才能获得的关键认知。

对于低阶解，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不能一味否定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认为它就是“傻大黑粗”，进而一刀切的“关停并转”。

现行阶段下，我国仍有广大的低收入群体，城市化远远没有完成，人口红利虽渐行渐远，但仍有可观的体量。即使平时被视为“落后”产能的纺织、口罩等生产，在特殊时期会被外部需求无限放大，要给这样的制造业时间去转型和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