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在哪里？

在制造业重镇苏州，缺工问题已经持续十几年，老板们每年都想办法找工人。“能解决早解决了。”一位苏州工业园区半导体企业的老板对《等深线》记者说。

如今，中国正试图通过劳动保护、职业教育培训、收入分配改革，甚至是教育体制、人口政策的完善，来解决长久以来工厂面对的“招工难”问题。

教育政策似乎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政府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体制性设计和全盘考虑的战略性思维。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职业教育发展“普职比大体相当”的基本政策下，截至2020年12月，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人数已经达到600.37万人，占高中教育阶段的41.7%。制造业较为集中的江浙沪等地，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比重，已经基本相当。

江苏东浦管桩有限公司车间里工人正在作业  《等深线》记者 郑丹 摄

但工人来源的缺乏，却是系统性原因的累加，它还涉及社会价值认同、社会结构变化等非经济层面的成因，若想解决，必是久久为功，甚难一劳永逸。

2020年8月，苏州市统计局发布的规模以上企业用工情况调查报告显示，92.2%的企业反映“招工难”的主要原因是求职者对薪酬、就业环境的期望过高以及符合岗位的应聘者少，而不是没有应聘者，这对于求职者来说是“就业难”。可以说“招工难”与“就业难”的双重矛盾一直存在。

一切刻不容缓。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从2006年的32.5%，下降至2019年的27.7%。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将影响经济增长、城镇就业，削弱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从一万到两千

6月下旬，常州已进入梅雨季，天气潮湿闷热。常州老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三集团”）的厂房门前贴着招工启事，上面写着，因扩大生产，要招收缝纫工数名，招工要求只有一条：16～35周岁，身体健康，待遇一栏下则写了8条，其中包括带薪免费技术培训。

夏天，对于曾经的纺织工人并不是一个友好的季节。20年前的车间里，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有人晕倒是常有的事。天气热的时候，李承霞记得，老板会用一些绿色的大桶盛放冰块，放在车间降温。

因为手臂上常有汗水，夏天一般不会做白色的衣服，怕汗渍洗不掉。一天完工后，整个人都是湿漉漉的。

现在车间内有了空调，温度适宜，工作条件明显改善，但工厂门口已没有李承霞当年求职时的盛况。她说，现在没有年轻人愿意做这一行。

老三集团车间正在操作纺织机器的女工  《等深线》记者 郑丹 摄

这是李承霞当年向往的职业。过去，农村有钱人家每年都会请师傅到家中做衣服。因为家中条件不好，她想学做服装，给自己做好衣服，不用花钱。村里人也觉得在厂里工作好，在室内工作，不像做农活风吹日晒。

2003年春节刚过，24岁的李承霞离开老家安徽，跟着亲戚到常州找工作。找工作的难度超过她的想象，每个厂都挤满了来应聘的人，有的还要考试，她没有技术进不去。

招聘者会问到详细的家庭背景，希望是家庭条件差、子女多的，这样的人工作压力大，可以长期留下来。

大约一个星期后，李承霞还没有找到工作，身上的钱所剩无几。打算回去时，厂长收留了她在老三集团做一名辅助工，干杂活，工资每月200元，而一线工人能拿到800～1000元。

18年后，李承霞有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老三集团工会主席等身份。老三集团则从23个分厂1万人，变成现在5个分厂2000人。厂里没什么年轻人，以80、70后为主，和从前一样的是，学历大多仍是初中。李承霞记得，大约从2008年之后，一线工人开始减少。

李承霞早年工作照   《等深线》记者 郑丹 摄

2010年，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城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用工荒”。据新华视点报道，仅浙江湖州用工缺口已经达到5.3万，台州市仅市区企业提供的岗位有4.5万，而进厂求职的农民工只有1.4万人，供需比为1︰3。杭州市外来劳动力市场供需比更是达到了1︰20。

到2020年7月，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关于是否存在“招工难”问题的企业占比，不存在的占36%左右；存在但不太严重的占50%；存在且比较严重的占12%。

浙江永康是中国“五金之都”。黄康壮是当地一家主营保温杯制作公司的董事长，公司于2008年成立。他向《等深线》记者表示，一直以来都缺工人。现在缺工10%～20%，也就是10到20人，主要缺少普工，因为工资不高，员工稳定性不强。

杭州萧山的一家劳务公司负责人表示，近几年物流、快递、外卖等职业的兴起，工人都喜欢做“日结”的工作，“短平快”，不要企业交“五险一金”，而要短期结算更高的时薪。

“因为用花呗、借呗、信用卡等，征信有问题的人很多，”他说，不做“日结”缓解不了还款压力。一半以上的工人都挑“日结”做，工厂招工就难了，更多的企业需要与劳务公司合作，劳务公司也越来越多。他的公司开业4年，人力资源的争夺日渐激烈，生意变得难做。

2017年8月，浙江省统计局的一份就业情况分析报告显示，该省部分企业招工难依然存在，缺工以普通技工为主，且员工变动较为频繁。第二季度，有61.4%的受调查企业表示存在招工难问题，缺口最大的是普通技工，其次是经营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

对于工人的高流动性，2020年8月，苏州市统计局发布的规模以上企业用工情况调查报告中，有更具体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苏州招录的新员工和离职人员占期末从业人数的比例均为24.4%，相当于每4人中就有1人换了工作岗位，其中两家企业所有人都换了不止一遍。较高的普通员工流动，使企业始终缺少熟练工，增加了企业运营和培训成本。

期望的薪酬

在上述调查中，招工难的原因除符合岗位要求的应聘者减少外，员工对薪酬的期望，是最主要的因素。有一半以上的企业认为，求职者对薪酬的期望过高。

2018年，李承霞的提案是，提高技术工人的待遇。当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农民工集中就业的六大行业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096元，低于从事建筑业和从事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后两者的月均收入为4699元、4814元。

2020年7月，美团研究院对灵活就业从业者的调查问卷显示，42.8%的从业者月收入高于5000元。

2002年，工厂的薪资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在老三集团的技术工人，一个月可以拿到1000多元工资，而当年上半年，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农民现金收入人均1123元。

做了5个月辅助工后，不安于现状的李承霞想要拿更高的工资，于是到别人的岗位上帮忙，学习各种技术。也因此被视为“最难管最不听话”的人。

老三集团是外向型的服装代加工企业，不同的客户有各式各样的款式要求，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较高。企业希望有更多全能型的技术工人，但对于新人并不喜欢他们串岗（指在工作时间到其他人的岗位上），安分地在一道工序上做好即可。

“有的人中规中矩十几年只会一个工序。”她说，到别的企业，如果没有这个工序就进不去。当年企业几乎不会对员工进行培养，遍地的小裁缝店可拜师学艺，三年学成后都是高手。

“以前一个组里七八个‘顶梁柱’，”李承霞得意地说，实力相当的几人，会抢着做一个活，没有谁不可或缺。并且尊严感特别强，如果是大师傅，只做工序难的，“一些简单的不做，宁愿不上班，觉得掉面子”。

李承霞的工资也在入行后的几年飞速增长。2004年，学缝纫18个月后，工资加奖金李承霞1个月收入2500元，是全厂第二。2008年，每月已能有8000元的收入，后来到1万多元，而她们厂长是六七千元。

“现在起步的工资，技术好一点的1万多元。”她说，如今涨的慢，基本上就不涨了。

飞快上涨的房价，令那些早年没有买房的职工望洋兴叹。李承霞告诉记者，2014年左右，常州房价还有四千到五千元的，现在一万二三，前不久有工人说，那时候买了一套房五十多万元，现在卖掉138万元。房地产让不少工人的资产大幅增值，“当时舍不得没买的，手上有十几万元，现在也还是十几万元”。

在黄康壮的工厂，普工的工资五六千元。他介绍道，做有技术含量工作的工人，年龄在35至45岁，一般有三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比如金工的工资在1万元以上。他的工厂有五六个车间，有车间主任已在厂里工作了十余年，工资1.5万元左右。

这些年给黄康壮的感觉是，工人工资不断提高，企业利润不断变薄。201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公开表示，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利润仅为2.59%。

李承霞这些年感到，周围人对职业的谈论发生了变化。过去回到老家，说在某个集团打工，觉得很骄傲，小县城的人甚至不知道集团是什么。现在再问在哪里工作，不好意思说。大家说的是孩子在哪所大学读书、哪个银行工作、工资多少万元。或者有的人做主播，收入高还轻松，小孩子都知道。

不断高企的用人成本也倒逼企业加大对自动化设备的投入。2010年开始，老三集团几乎每年都会派人去上海的展销会，考察推出的自动化设备。其一分厂厂长陈学军表示，有好的机器，他们会第一时间采购，包括现在用的吊挂流水线、模板机器等，基本两年就可以收回成本。

老三集团流水线上使用的自动化设备   《等深线》记者 郑丹 摄

一些机器可以降低对工人的要求。比如有一种做衣服口袋的机器，从前衣服整烫一遍再交给工人做，现在只需要把衣服放在机器上，就可以完成这道工序。

李承霞说，智能化对纺织业的技术工人冲击很大。一台机器不需要工人有任何技术就可以做，但三五年之后，工人可能只会看洗标、做领子，不像传统的技术工人，能看着工艺单，几个小时内做好一件衣服。

自动化设备的引进，也让企业疏于对员工进行培训。她表示，自动化来了，大家觉得不需要培训，培训后有的反而跳槽去了别的企业。“一条流水线一个人”喊了很多年，还是没有实现。能培养的人却变得更少了。

老三集团难招的是技术工人，2010年不仅开始引进新的自动化设备，还通过“学徒制”培养技术工人。经车间班组长选出学生交给师傅，一个师傅会带六七个学徒。

培养合格工人

企业之外，职业教育也承担着培养制造业从业者的任务，它的目的是培养有专业知识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多年之后他们可以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据人民网2021年报道，中国有1.13万所职业学校、3088万在校生，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从行业分布来看，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

但相对长时间的培养周期、企业内较狭窄的上升通道，和“零工”经济的吸引，令毕业生不能长久地留在工厂。

“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快速改变，正在或将要从事制造业的大部分学生没有足够吃苦耐劳的精神，对职业前景比较迷茫。”在一所高职院校从教近30年的高君（化名）说，如果能沉浸在制造业10年以上，会有不错的发展，但刚毕业的学生往往看不到10年以后的事。

在他的朋友和学生中，有人干了二十几年以上的机械，现在已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年收入有30万到50万元。“原来学生这样的概率比较高，现在低了。”

高君说，“大部分从事一线技术工作的人收入还是偏低，真正技术水平高的人还可以。”企业管理层的收入高，但是技术工人不可能全部到管理岗位，提高技术岗位收入并体现技术的价值，才能让人看到职业发展的前景。

除去短期内薪资较低外，他表示，很多企业的氛围不好，一些企业特别短视，在员工培训上急功近利，希望学校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就能挑大梁，实际上不可能。企业“怕培训”自己的员工，觉得培训后到别的企业，给别人作了嫁衣，但如果大家都做培训，行业的总体水平就上去了，获益的是全行业。

对于年轻工人，企业往往抱着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们希望有年轻人加入，快速学习掌握更新迭代的技术，长期留在企业，但年轻还意味着不稳定。

一家苏州外资制造公司的招聘人员说，企业里的员工多是30岁左右，不会招年龄特别大的，但前不久还是招了一个40多岁的人，因为肯干活。原则上尽可能不招学徒，他说，他带了两三年的三个徒弟，不久前都离开了，一个跳槽到别的公司，另外去考公务员或是回老家。

高君表示，校企合作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学生很快会离职，原先和一些外资企业合作结果也一样，等三年服务期结束，学生基本都走掉了。“因为现在外面能干的活太多了，比如开一个网店。”

“如今工人上班都要拍短视频，很多车间里的女孩本来做的好好的，也做女主播去了。”李承霞说，还在厂里工作的母亲说，女儿一个月好几万元的收入，在某地又买了几套房。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滴滴平台上大约20.4%的专职司机是由于下岗、失业等原因从事网约车工作，41.1%来自制造业；而在疫情期间加入美团平台的骑手中，35.2%的骑手来自工厂工人。

“企业也有责任，不能全怪学生，学生进去的时候是工人的岗位，永远是工人的岗位，那谁受得了。”高君说，还是对职业院校的学生有歧视。

据2021年4月《教育家》发表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大型问卷调查报告》，当前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排在前三位的是社会认可度、人才培养质量和地方政府重视程度。

对于第三点，一位受访者指出，地方政府懂职业教育的人少，对职业教育认识不到位，存在偏见，对职业教育感情淡漠。或者想重视职业教育，却由于对职教不了解、不专业，无法做出正确决策。上述调查还显示，中高职的学生都有强烈的升学意愿。

李承霞对如今职业前景的体会是，她所在的行业不再像从前有工龄、评先评优等上升的通道。2020年底，人社部分两批取消了80项职业资格（涉及185个职业）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推行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逃离加班

制造业生产流水线上的普通员工，是企业组织结构的最基础一级，往往招聘门槛低，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受访企业提到，年轻员工入职，最初的两三天是流动性最大的时候，坚持不下来的就都走了。

入职电子厂两个月后，吴亮（化名）动了离职的念头。

2019年，吴亮从南京一所理工科高校本科毕业。毕业前两个月，他在校园招聘会上，发现了这家昆山的电子厂，给其他公司也投递了简历。说起面试，吴亮仍后悔没有准备好，仅有这家公司通过了。岗位是品质工程师，有饭补，工资6500元/月，有加班可以更高，每周休息一天。

进公司后，会先被安排到各个部门的生产一线实习。工作第二天，流水线上带他的师傅就离职了。师傅是1998年生人，比他小两岁，离职的原因是与领导不和，“他其实也就吵了几句，但也肯定不止这两句”。

师傅在这家公司干了两年，离开后又到富士康，后来回老家贵州做人力中介，找寻工人带去深圳、东莞等地的电子厂。

吴亮还有一个师傅，中专毕业，30多岁，干了十几年，技术精湛。他说，现在像这样毕业的很多人，离开学校后都不太愿意进厂，三点一线的工作生活，太累了，工资也不高，很枯燥。

“做模具，基本都是男生干的重活，大型的模具一套一两百斤重，被砸一下脚就废了。”吴亮说。

生产一线有很多工作站，每个工作站有3天时间熟悉，接着工作3天，再到下一个工作站。就这样连续两个月，吴亮差不多把一线工作站都做了一遍。

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离职的是出差加班。2019年9月，吴亮接到了出差的任务。苏州吴江区客户的产品出现了问题，要过去进行质检调整。“那段时间都想直接走了。”

每天在车间穿着无尘服，只露出两只眼睛盯着显微镜，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8点。检查的产品是手机摄像头的模组，微小的零件不能用肉眼检查出问题，得用显微镜看得很仔细。

用显微镜检查完外观后，是测量的环节，比如某个位置长宽高要在一定范围内浮动，有的要求误差不能超出0.005毫米。看完就放在旁边，把有问题的挑出来，不需要思考。“每天能检查几万个，最多能有4万个，眼睛都受不了。”

一女工用手电筒检查丝盘，眼睛长时间看强光会发疼 《等深线》记者 郑丹 摄

最累的时候，吴亮在苏州一个月只休息了一天，工资将近8000元。中秋节没有放假，国庆节也只有3天假。

派吴亮等人出差，也是因为公司人手不足，他说，“本来应该派那些流水线上的员工去的。”

2020年5月，吴亮快要离职时，实习期才结束。考研失利后，他在南京找到了一家报警设备制作公司的工作，主要负责测试安装设备。他有更多的休息时间，每天从早上八点半工作到下午五点半，周末双休，工资和之前也相差不多。

重新选择

一些企业的一线岗位并不愿招收学生，因为吃不了苦。前述杭州萧山的劳务公司负责人说，学生只能做两种工作，一种是在电子厂做手工活，另一种是专业对口的工作，比如汽配，不能干体力活。

能在繁重的劳动中坚持下来的人，面对的是更沉重的生活压力，或者早已习惯。

从去年开始，王二晓（化名）发觉来应聘的人都会问有没有夜班，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习以为常的夜班也是一个问题。王二晓是一家浙江印刷包装厂的生产经理，在这里工作了10年，当上经理后，才没了夜班。这些应聘者大多以女工为主，年龄较小。

“夜班确实对身体不好。”他说，当时上夜班，感觉听力、记忆力都受到了影响，白天不管睡多久，总觉得睡不醒，做久了人很不精神。

厂里45岁左右的工人最多，但更希望有25至35岁的工人，因为现在设备升级，年轻人学习能力强，但王二晓完全招不进来，即便招进来干几天就走掉了。

“每天十二个小时，两班倒，年轻人尝试一两天就放弃了。”他说，这里的工作脏、累，他们希望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但工厂会通过各种制度把人用到没有时间去玩，没有时间思考，全心全意为工作付出。

每月休息两天，实际上大部分员工选择不休息，因为这会影响到收入，工资是计件算，而且休息会影响满勤奖。能坚持下来的大多只抱着一个目的——赚钱。

于亚周是西安人，今年39岁，在管桩行业待了14年。因为原先的管桩厂拖欠工资，于亚周跳槽到了连云港的江苏东浦管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浦公司”）。

2007年，他在苏州太仓的一个车料厂工作了一段时间，月工资不到1000元。与车料厂相距不远的地方就是管桩厂，它的优势是工资高，2000多元的工资对缺钱的于亚周非常有吸引力，并且不用交介绍费。没有介绍费的原因是，这一行没什么人愿意做。“噪音大、环境差、生活（质量）差、作息差。”

经过一周的安全培训和学习，于亚周选了工资最高，也是最累的岗位——“打风炮”。风炮是一种能将螺丝拧紧或卸下的气动工具，工作时噪音大如炮声。

做管桩时，要在模具中填好水泥，两半的模具再合起来，封闭的时候需要用风炮装上螺丝固定。螺丝的松紧要适度，否则在之后的离心中会脱落。

那是夏天，因生产中会有蒸汽，车间温度可以超过40摄氏度。于亚周穿着长袖制服，提着35斤的风炮，从模具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打完一边60个螺丝，然后再到另一边。模具长10到15米。

一天的产量有180到200条左右，需要固定、拆下2万多个螺丝。如果热得受不了就站在工业风扇前，风力强劲，体重轻一点的人都能被吹走。

晚上，于亚周的胳膊放在床上没有感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感觉到一点疼，“把风炮再提起来的时候就麻木了”。后来，手脚全肿了，那种疼痛，让他晚上没办法睡觉。

每天都很累，握不住风炮的时候难受，疼的时候于亚周想，一定要把这个钱拿到手。他想起在很小的时候，暑假蹬着三轮车卖馒头，一个月150元。

根据机器的运转周期，工人每10天倒一次班。白班换成夜班后，于亚周晚上守着表看时间，一边干活一边看着车间里挂着的大钟表，心想“过了3点就快了，过了3点就快了”。

第一个月，于亚周挣了2400元，很高兴。“一般的人进来三天要能挨得住，就能干下去，挨不住就走了。”他说。

东浦公司的管桩生产车间，三名工人正在装填水泥 《等深线》记者 万笑天 摄

长久留于工厂的人，早已习惯了现在的生活。对于转行，于亚周觉得自己跟这样的环境在十几年磨合中，已经形成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睡觉、起床、工作，每天醒来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上白班，早上五点钟起床，五点五十到车间，准备接班，十一点半是午饭时间，有一个半小时休息，下午五点五十交接，六点下班。之后洗澡、吃饭，忙完就到了九点半以后，十点开始睡觉。接着就是新一天的工作。

在这里他觉得比在苏州的厂清闲一些，之前做车间主任，白天晚上有事都要去，现在是班长，就负责一个班12个小时能完成规定的产量，保证下一班的正常交接，这一天的工作基本就结束了。

“这种感觉很好。”他说。

改变的企业

为了扩大招工面，老三集团放宽了许多条件。从前会注意应聘者的来处，有些地方的人爱拉帮结派打架，不能用，现在没有了这样的说法。学历也不再受限制，文盲也可以。退休后的、残障人士，都在用人的范围内。

有孩子需要接送的，上班时间短，也要。下午4点下班去接孩子，工资就少一点，作为未来的储备。招工从内部介绍为主，变成网络、短视频招聘。

“很多企业也都在放宽条件，有的放的慢，有的放的快。”李承霞说。

7月份开始，老三集团要为员工3到12岁的孩子开两个月的暑期班。这是因为，之前有的员工到这时就要跟主管请两个月假照看孩子，但请假流水线就要断。

暑期班开班要准备玩具、书包、点心、桌椅板凳等等，组织亲子活动，带孩子们出去玩。有时候会有七八十个孩子。工人会提很多要求，还要带着孩子唱歌、跳舞、画画、做作业。这样的暑期班从2013年就开始了。

东浦公司近期正在扩大生产规模，投资建设的新厂就要开工，人员即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在当地招不到人，就转向边远地区。

为招聘足够的工人，云贵川成为劳务公司和企业招工的宝地。“我们在云贵川当地发展代理，他们每个月会从云贵川带过来一批人，尤其过完年春节后，能招到上千工人，可能一个乡镇他一出来就几百号。”杭州下沙的一家劳务公司老板告诉记者。

东浦公司党委书记谭学立表示，现在工厂的工人有2/3都来自外地，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都有，过去都是附近村镇的人。从边远地区招的工人，有些文化程度不高，生活习惯不太适应，但还是能留下来很多。

来自四川凉山的小龙不仅留了下来，因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还带来80多人，他们大多来自小龙家乡周边的县城。这里的青壮年都会外出打工。他说，在老家一个队有90户人，现在只有18户，其他全出来了。

2016年到东浦公司之前，小龙在苏州太仓的皮革公司干了7年，没多久就当了班长，后来工资近1万元，在附近的企业中待遇最高。因为受不了生产中刺激性气味，选择离开。

好学，让他成了全能型的工人，被大家称为“土工程师”，“技术都懂，但没有文化，考不了工程师证。”他说，只要拿到这个证，到哪里都能拿1万多元。

学生时就向往出去打工，现在已经务工十多年，去年年底小龙在老家的县城买了房，是一套140平方米68万元的二手房，由于要求一次性付清，现在欠了一些钱。他有一个四岁的孩子，再过两年就要上小学。

东浦公司的管桩生产车间 《等深线》记者 万笑天 摄

孩子五六岁要上小学时，王二晓最想辞职回家。他知道下一代很关键，“因为下一代关系到我们老的时候好不好”。他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成为教师或是医生。他说，这是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下，比较稳定的工作，是永远会存在的两个职业。

李承霞说，一般人家计划生育就一个孩子，会全力以赴让他上学，不可能让他还进工厂，谁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工厂？

政府助力

2021年2月2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目前就业结构矛盾的突出表现是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一个重要原因是岗位需求和劳动力的供给不匹配。人社部将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近些年，实施职业技能提升三年行动，全面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实施新型学徒制，完善职业资格评价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等措施，经过努力，中国的技能劳动者已经超过了2亿人。

6月初，职业教育法施行20多年来首次大修。据新华社报道，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草案着力推动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草案突出就业导向，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为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提供法律基础。

用工企业所在地政府还会通过举办招聘会、在人力资源丰富的省市建立劳务基地等方式，协助企业解决用工难问题。

苏州吴江区是用工大区，2020年因疫情影响，区内企业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据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称，2020年吴江区举办了454场招聘会，进场企业9000余家，总需求13万人，9万人达成就业意向。

吴江区人社局还到中西部拓展劳务基地，带区镇、企业代表到山西职业技术学院、陕西合阳县和甘肃庆阳的人社局对接技能人才和劳务基地的开发合作。吴江人社局在在合阳、庆阳与京东方集团，设立了“劳务协作工作站”。

2020年11月，苏州首个保障企业用工人力资源服务联盟在吴江成立，12家人力资源机构（劳务派遣机构）成为首批成员单位。联盟由政府出面组建，提高了人力资源机构招聘的权威性和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