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年的时候，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微博截图，一个妇女脖子上套着铁链被拴在一个破屋里，看完文字，整个人都不好了。为了比较喜乐地过个年，潜意识启动保护机制，认为那是别有用心的人散播的假新闻。
没想到，后来这些帖子越来越多，都不敢打开看，看看封面标题就够钻心了：“《盲山》导演李杨：真实的故事比电影惨烈得多得多”“《丰县事件：我走访过的农村智障家庭》”“光明日报武勤英：对11名女研究生被拐骗案的沉重思考”……
不得不承认，鄙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与实际情况差得太远了。印象中，中国妇女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贡献也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女足以3-2逆转韩国队获得亚洲杯冠军，为因男足3-0输给越南而遭受巨大心理创伤的球迷们疗伤，举国欢腾。
然而欢庆的场面背后不断浮出那张脖子上套着铁链的妇女的照片，挥之不去。21世纪的今天，富强文明的国度，为什么会出现这张照片？
法律竟然是这样规定的
后来看到罗翔律师的解释，恍然大悟。买一个女人，法律上判多少年？法条241条规定，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买两个女人、一打女人呢？还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因为同种罪是不并罚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女人的地位还没有鹦鹉高。买只鹦鹉，非法买卖珍稀动植物制品罪，五年以下徒刑。女人的地位和癞蛤蟆差不多，20只癞蛤蟆，非法狩猎罪，三年以下徒刑。
买人这样轻的刑罚简直不可思议，然而这已经算是进步了的。以前还有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只要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就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中的绝大多数的共同对合，法定性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买枪和卖枪，行贿和受贿，买鹦鹉和卖鹦鹉，等等。但是买人的刑罚和卖人的刑罚差得很远，卖人的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然而买人的刑罚却是三年以下。只是打击拐卖，不打击收买，显然意义不大，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买人的刑罚这么轻？有关方面的解释是，因为中国很多地方从古至今都有买人的习俗。
这个解释让人难以信服。以前还有殉葬的习俗呢，是不是现在也可以从轻发落？英国刚开始统治印度的时候，颁布法令，宣布烧死寡妇殉葬为死罪。当地民众抗议，要求英国人尊重当地习俗。英国人说，当然可以，那你们也要尊重我们的习俗。你们尽可以烧死寡妇，然后我们再吊死你们，互相尊重。
以前还有买人当奴隶的习俗，是不是现在也可以从轻发落？只要出钱买来的，不管是人还是凳子，就是财产，可以自由处置，要打要杀要烧都可以。其实那个套着铁链的妇女和奴隶又有什么区别。
习俗、祖制不是理由，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的定义就是打破落后野蛮的习俗、祖制。
然而，在微信群看到不少讨论，认为习俗不能激进地改变，买人是中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长期现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甚至有一个著名作家也这么认为。他还提出了另一个理由，大意是说，男女比例失调，地区收入失衡，农村光棍太多，如果不允许他们买人，对他们不公平。
这让人惊疑他是喝醉酒了，还是账号被冒用了。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他们快饿死了，且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就可以杀别的人来当食物吃。
木犀草号案
19世纪，英国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案例，女王诉达得利与斯蒂文斯案（the Queen vs. Dudley and Stevens），该案在1884年引发法律界热烈争论。在普通法国家，该案的判决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一艘名为“木犀草号”的船在南大西洋沉没，船上有四个人，船长达得利，大副斯蒂文斯，水手布鲁克斯，侍者17岁的理查德派克，是个孤儿，没有家人，第一次出海远航。
四人登上救生艇逃生，仅有的食物是两罐腌萝卜，没有淡水。前三天他们什么都没吃，第四天他们开始吃腌萝卜，后来又抓到了一只海龟吃了几天，随后八天他们什么都没得吃了，没有食物，没有淡水。第19天，达得利建议大家抽签，决定谁先死，来救其他人。布鲁克斯拒绝了。
第二天，还是没有过往船只的影子，达得利叫布鲁克斯转过头去，示意斯蒂文斯最好杀掉派克。达得利为派克做了祷告，告诉他大限已到，然后用小刀割破了他的颈静脉，杀死了他。布鲁斯尽管良心不安，还是加入了此后的“盛宴”，整整四天，他们以派克的血和肉为食物。
“第24天，”达得利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正在吃早餐的时候，终于有船来了。”一艘德国船搭救了他们，把他们带回了英国法尔茅斯。他们在那儿被逮捕，布鲁克斯是证人，达得利和斯蒂文斯是被告。两人对事实供认不讳，他们声称自己是迫不得已，牺牲一个保全三个，相对于四个都饿死，是更好的结果。不过，控方不为所动，组织陪审团审讯此案。
如果你是陪审团的一员，你会怎么决定？那位著名作家会怎么决定，我们已经知道了，都不用问了。
网易公开课上有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的公开课《正义论》（Justice），桑德尔教授就用这个案例来讲解。看网易公开课比看书强的一点是，你可以看到教授和学生的现场互动，可以看到学生们的反应，可以看到人群中持不同观点的人的占比。
第一种人觉得达得利和斯蒂文斯没有做错，死一个总比死四个好，而且还要考虑到家人，派克是个孤儿，死了也没有人会痛苦，但是如果其他三人死了，那么他们的家人会很痛苦，这样死亡、痛苦的人多很多，不合算。实际上，当年伦敦舆论倾向也是这样。
第二种人觉得，他们应该抽签，抽到谁就是谁，不应该就指定派克。如果正好抽到派克，那么他们觉得杀死他没有问题。
第三种人觉得，应该得到本人同意，如果派克同意自己被杀，那么没有问题。佛陀舍身饲虎也是有的，还有那么多英雄故事。
第四种人觉得，不管是死1个救3个，还是死1个救30个、300个、3000个、30000个、300000个……不管有没有抽签等公正的程序，也不管有没有得到本人同意，杀人都是错误的，谋杀就是谋杀，因为每个人都有根本的、基本的权利（fundamental rights），比如生命权、人身自由权，神圣不可侵犯。
功利主义与绝对道德主义
如果你同意第一种人的观点，那么你是功利主义者。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创始人是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法理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
他认为，检验一个行为是否正确的标准是——是否使得“效用”（utility）最大化了，也就是说用结果（consequence）来衡量。他对效用的定义是幸福、快乐减去痛苦的余值。不管是个人决策还是政府决策，都应该遵守这个原则。这样做就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
如果你同意第四种人的观点，那么你是绝对道德主义者。绝对道德主义（categorical moralism）的创始人是康德（1724-1804），他认为不应该看结果（consequence），而应该看性质。人本身就是目的、宗旨，而不是手段、工具，你自己和他人都是目的，不能把他人当工具用。
在人行为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暂时的阶段性的目的，但是总体最终目的就有一个，那就是人本身。其他都可以成为单纯的手段，唯有人性本身不能成为手段，它是实现自己的终极目的。
这是没商量的，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这就是绝对（categorical）的意思。哪怕死1个救整个宇宙，这个原则也不能违背。
你可能觉得这太不合理了，太不合算了。实际上，“杀1个救整个宇宙”是个伪命题，更不要说“杀1个救3亿”“杀1个救3000万”“杀1个救300万”“杀1个救30万”了……“杀1个救3个”。
当你杀死一个无辜的人的时候，从概念上讲，你把人当做工具，已经丧失人性，如果你要救的人都同意你杀人救自己，那么他们也都丧失了人性，已经异化，不再是真正的人，不值得救；从实践上讲，把人当工具，丧失人性后，不会有更多的人得救，只会导致更多的人死亡。
从边沁的那句口号“为最多的人谋最大的福利”可以推导出一个可怕的结论：如果一个人数多的族群认为一个人数少的族群影响了自己的福利，就可以把他们灭族。后来二战中果真出现了600万犹太人被屠杀的惨剧。
“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刚爆发的时候，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20世纪影响最大的学者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既兴奋又期待。他不断向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师打听俄国的情况，但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1920年，罗素启程去了一趟俄国，与列宁等人长谈，亲自了解俄国情况后，他认为俄国的理论有两大谬误，一个是人性上的，一个是经济上的。
人性上的谬误是幻想通过宣扬仇恨、以斗争的形式促成美好结果，以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但实际上，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得逞，就会马不停蹄地寻找新的仇恨目标。
经济上的谬误，在于他们坚信，经济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就能马上消除剥削和压迫。但是实际上，这违背经济发展的规律，会适得其反。
罗素对俄国的否定，立即遭来全世界的骂名。四个月后罗素来华访问时，遭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猛烈抨击。后来罗素写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系统阐述他对俄国的否定判断。
诗人徐志摩倒是头脑十分清醒，他第一时间读了罗素的这本书，并做了一个十分有黑色诗意的总结：“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罗素认为，人们总是幻想通过一场社会革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拯救人类。然而，事实恰恰证明，给人类带来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野蛮狂热的高尚信仰。
他后来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讲到：“我感觉到，在这里，由于一种极其肤浅而偏狭的哲学在起作用，所有我认为人类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毁坏了，而数以千万计的人民遭受着难以言说的苦难。随着在俄国度过的每一天，我的恐惧感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完全失去冷静判断的能力。”
如果不尊重人，不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神圣的基本权利，比如生命权、人身自由的权利，那么所谓“为最大多数的人谋福利”“为人类谋福利”，这些口号都是虚伪的。没有一个个“人”，哪来“人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哲学课上经常用来讲解伦理学、正义论的另一个经典故事是“电车问题”，这是一个虚拟的故事，你开着电车正行进在轨道上，刹车失灵了，前面有五个人，如果你不拐进另一个轨道就会撞死他们；另一个轨道上有一个人，如果你拐进这个轨道，会撞死一个人。你会怎么选择？
这和“木犀草号案”是相似的问题，教授最终引出一端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另一端是康德的绝对道德主义的光谱。人们散布在这个光谱上，不同的社会的分布很不相同。
如果你在一个社会中对发生的现象常常义愤填膺，而其他人觉得你很奇怪，那么说明你很可能很靠近康德这一边，或者说相对于你所在社会在光谱上的总体分布来讲，你太靠近康德。如果你认为那些义愤填膺的人很天真、矫情，那么你很靠近边沁。
这次丰县铁链锁妻事件，其实也无需太多哲学分析，孔子早就说了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长期来讲，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法律，正如罗翔所指出的那样，应该提高买人作为拐卖的共同对合的法定性，最高刑罚从三年以下提到无期徒刑，希望人大尽快修改法律。
中期来讲，2021年4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已经印发了《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希望这个计划能够真的付诸行动。
短期来讲，希望有关方面对丰县事件追责问罪，为受害人提供救济。之前丰县的两次通告都不是在实质性解决问题，刚才22:49（2月7日）央视新闻发布一则消息，江苏徐州公布“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调查进展：杨某侠身份已经公安部门调查认定，公安机关已对董某民是否涉嫌违法犯罪开展调查，有关情况将适时公布。后期将根据对董某民的调查处理情况，依法确定对其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责任。
期待公安机关调查个水落石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一个社会对女人、弱者的态度能衡量出它的文明与发达程度，也决定了这个社会能走多高多远。一个更可怕、不敢正视的问题是，这位妇女的八个孩子将有怎样的三观。
希望女足踢到世界冠军之前，中国妇女的地位能够真正反映在法律上、实践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悟00000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