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三年抗疫之后，“稳经济、促发展”再次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主题。但仅仅去掉抗疫政策对经济的束缚，就可以让中国经济重回人们所期待的增长轨道吗？换言之，中国经济的问题仅仅是这三年疫情造成的吗？只关注疫情因素，是否遮蔽了对中国经济更深层、长期、结构性问题的思考？
带着对中国经济深层问题的追问，《经济观察报》采访了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成钢教授。
许成钢1950年代出生于北京，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年近30岁的他再返学堂，在清华大学学机械工程，之后在哈佛转学经济学，师从雅诺什·科尔奈，研究苏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转轨。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伦敦政经学院、港大任教，同时长期在哈佛做研究，并以多种方式在学术和政策讨论诸方面参与了中国的改革。
在许成钢看来，“文革”刚结束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从最贫穷之一变成不是最贫穷的，并不是很难。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位居最贫穷之列，一定是因为其制度人为地把各种人们可以正常做的事弄成了不能做，只要稍微让人能正常一点，就能到中等状态。但到了中等状态，如果还想再好一点，就需要有好得多的秩序——靠的就是有人们认同的可以执行的法律，“这就得有法治，有独立的执法机构才能保证公正”。
在此次采访中，许成钢表示，近些年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直接原因是民营经济、企业家们非常困难，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在于法治不健全，合同不能得到执行、产权得不到保护，无法激励长期投资。并且，这个问题在十多年前就已显露。回望中国改革开放后4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他说，民营经济顺利了、容易了，经济才可能顺利；民营经济困难了，整个中国经济一定困难。
他还指出，所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法治——要么政府可以侵犯私有产权、左右法庭，要么社会上存在很大的势力可以侵犯别人的产权、左右法庭，使得普通人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和自由。
|访谈|
民营经济顺利了，
中国经济就容易了
问：
你曾经在评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时认为，改革以来的成就实际上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制度创新——市场、民企和私有产权；后来你在评述林毅夫教授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若充分挖掘潜力，8%的增速还可以持续20年）的观点时，也特别强调制度因素——换言之，制度前提决定了潜在增速能否变成现实。那么，在你看来，中国从1978年的制度转轨到今天40多年过去了，现在处于转轨进程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如果以现代市场经济作为目标，中国还需进行哪些有效的制度变革？当务之急是什么？
许成钢：
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是首先需要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什么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别的国家是什么情况，然后才能弄清楚中国的改革发生了什么。
中国改革的起点，实际上是“文革”的终点，其特点是“中央对社会所有最重要方面全面控制，具体的行政运作、经济功能、资源配置上，则由地方党政处理，地方党政在政治绝对服从中央的前提下，在行政和资源上有相对的自主权”。
按官方和教科书的说法是，在“文革”结束时“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这就给了经济改革很大的推动力。所以，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在挽救制度：如果改革有初衷，那初衷是想挽救制度——可以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但并不是要改变这个制度。这与清末的洋务运动相似，那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也完全适用于改革开放——原来的制度为体，改革开放为用。
由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制度基本上跟苏东国家一样，只是具体运作方式上有所不同，所以改革开放早期，中国是全面向中东欧国家学习，非常努力地学习他们怎么改革——中国既派人去，也邀请他们来。为什么不是学苏联？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很紧张，在外交上中国跟美国是朋友，也跟日本成了朋友。
问：
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制度学习对象是中东欧，而不是欧美市场经济国家？进而言之，改革开放之初并没有确定说一定是往市场经济制度方向走？
许成钢：
中东欧国家第一个开始经济改革的是匈牙利——早在1968年就开始了，改革的方向叫“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由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于193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时提出，但真正用作经济政策、朝这个方向努力的，首先是匈牙利，然后其他中东欧国家（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跟着做，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努力学习他们。
但实际上所有“市场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严格讲，全失败。为什么中东欧国家后来决定改弦更张、彻底否定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变成市场经济？背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搞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全面失败。而且，他们的学者、改革家最后都认识到了，问题在制度不在政策——只要这个制度妨碍市场经济发展，这个制度就无法改革。如果想改革，就要放弃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允许民营经济存在和大发展。但由于他们的政治制度不允许改变经济体制，那最后只好换一个制度。
中国原来是要学习中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但和中东欧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民营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了——这从来都不是有意设计的，而是实际上发生了。在它实际发生之后，政府意识到，是靠了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才救了中国经济。那么，还要不要让民营经济继续发展？要它发展，就把中国的经济救下来了；要是不让它发展，经济立刻出问题。
无论是中东欧国家还是苏联，他们全都经历过所有这一切，中国自己的经验也一样。所有这些实际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只有让民营经济成长起来，经济才能正常运作；否则，经济里的问题没办法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营经济在实际上占中国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有过3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在这30多年里民营经济发展了。
后来出现的问题，原因跟刚才讲的逻辑完全一致——民营经济顺利了、容易了，经济就顺利了、容易了；民营经济困难了，整个中国经济就困难了。现在整个中国经济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原因就是，在这几年里民营经济非常困难、企业家们非常困难——他们困难了，大家就都困难了。这是经济自身规律决定的——经济规律归根结底就是激励机制问题。当给民营经济带来困难的时候，就为经济制造出巨大的激励机制问题，其他的困难也就接踵而至。
中国改革的实际堵点究竟在哪儿？
问：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定要转型到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这样一个最终目标吗？
许成钢：
当讨论到邓小平的时候，主张改革的人们只强调他讲的“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而忘记了他讲的更多、更重要的说法（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意味着，所谓的“过河”，是在这四项原则不能碰的情况下怎么能改善效率。中国务实、灵活，只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剩下的干什么都行。于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苏欧计划经济完全崩溃的背景下，中国放松了控制，民营企业趁机发展，挽救了中国的经济，并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问题是，中国的民营经济是否能持续发展？
观察这个过程，首先需要知道：什么会妨碍产权、民营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在什么情况下能发展？这不是谁坐在书斋里能够编出来的，也不是谁发明两个词就能绕过去的，而是个实证问题，必须看看全世界各个国家是怎么回事。
没有例外，全世界的发达国家，100%都是保护私有产权、司法独立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为什么？就在于要保护产权——只有产权得到保护，经济和国家才能发展；不保护产权，民营经济就不能发展、市场经济就不能正常运作。想让经济正常运作，就得保护产权，就必须有独立的司法。
法治是什么？就是法庭、法官是中立的，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首先就在法庭。如果对政府权力没有限制，权力都去司法那里抓一把，这个社会没有可能正常，经济也就没有可能发展。中国现在已经有了《宪法》规定保护私有产权；也有了《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产权归自然人所有，当自然人之间产生矛盾、有人侵犯产权的时候该怎么办。法律不光是白纸黑字，法律是要能执行的。法律的执行在法庭，法庭必须中立地能按照白纸黑字去执行法律。
比如，人们都特别关心中国股市。股市其实就是一个交易金融合同的地方——股票就是一种金融合同。大量金融合同的交易，能否正常运作，靠的就是保护产权的法律和独立的司法执法。当没有法律或者不能执行法律的时候，这个股市是没有可能发展正常的，一定是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力量都来搅和一把、来影响股市。
再比如房市。房市也都是大量的金融合同、抵押贷款的执行问题，而合同的执行是不是可信的，归根结底也是法律执行问题。当没有保护产权的法律，或者没有独立的法庭能保证合同执行的时候，合同的执行就是空话，最后乱七八糟各种和稀泥的方法、抢夺的方法、骗人的方法就会都来了。
中国的改革之路实际上就堵在这：今天中国改革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在于法治不健全——这使得合同不能执行、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这个观点，我已经讲了十多年。
法治不健全、法律得不到执行，那企业家怎么会投资？经济还怎么发展？尤其是和创新相关的投资，都是很长期的投资，要冒很大的风险，只有企业家安心、自由的时候，他才会做这样的投资。所以，经济要能够有长期发展，得给企业家创造条件，要让他的确是受到保护的、自由的。“文革”刚结束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不是最贫穷的并不是很难——任何国家，从最贫穷的变成中等、平均水平的国家，都不是很难。因为，一个国家如果位居最贫穷之列，一定是因为其制度人为地把各种人们正常可以做的事弄得不能做，只要稍微让人们能正常一点，就能到中等状态。
但到了中等状态，如果还想再好一点，就需要有好得多的秩序——靠的就是有人们可以认同和可以执行的法律，就得有公正独立的执法机构、有法治。所谓先进的制度，关键不在技术上，而在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上、在司法独立上。而司法独立在英国几百年前就实现了，所以只有那里才可能产生产业革命。
问：
你刚才谈到，一个国家从最贫穷之列追赶到中等水准并不难，只要把过多的人为束缚去掉就可以了，你也曾提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本质上是个制度问题，怎么看中等收入陷阱里的制度问题？
许成钢：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世界银行从数据里看到的一个现象，不是解释。如果要解释，实际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所有掉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法治。掉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很多都是私有市场经济、甚至也都是有选举的，但它的宪制不能很好地运作——要么政府可以侵犯私有产权、左右法庭，要么社会上存在很大的势力可以侵犯别人的产权、可以左右法庭，使得普通人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没有充分的自由。
只要人没有充分得到保护、没有足够自由，同时还给它一些机会让它能运作，它就是中等收入。要是连那个机会都搞掉了，它就很贫穷——很贫穷的国家，基本上就是所有人不断受侵犯、严重受压抑，只要把对它的侵犯和压抑稍微缓缓，它就变成中等收入了；但如果保护还不够，它到中等就上不去了。
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说美国、英国是天堂，绝对不是。任何社会里都有无数问题。美国、英国都有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本也存在很多严重问题，即便是北欧国家，哪一个都有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跨国对比的时候，国家和国家之间到底优缺点是什么，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即便在美国硅谷这个全世界最富的地方，也能看到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别。很多人非常不喜欢贫富差别。但这种性质的贫富差别，自从产业革命以来存在于任何一个发达的地方，没有例外。
当年狄更斯写伦敦的故事，就是他在伦敦看到的富人跟穷人是如何在一起生活的。产业革命以来，这些穷人在进入富裕地区之后，他们的境遇到底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激进左派的观点认为，他们的状况绝对是恶化，而且将来会越来越恶化，所以无产阶级一定要革命。但大量经济史家们通过研究几十年（如果不是上百年）积累的大量数据证明，实际上穷人在发生产业革命的地方工作生活的境况都改善了，他们是为了改善境况才来城市的。
其实不用看别的地方，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任何中国主要城市，都有大量农民工。他们为什么来城市？因为他的境况改善了——和他在农村比，他赚到钱了；如果境况不改善，他们就不来了。拉丁裔为什么拼了命往美国跑、来干苦活脏活，因为他真赚到钱了，这地方的工资比他老家高太多。和这儿的人比，他很穷；和他老家人比，他很阔。所以，每个地方都有自身的社会问题，但这个社会问题得在一个更大的图景里看（无论是历史上还是跨地区的）。
后发本身无所谓优势还是劣势
问：
你曾在一篇关于创新的文章中指出，“发达国家在制度上已经相当完善，从投入角度，资本投入、人力投入、土地投入等等，资源配置达到相当程度——经济学上叫均衡状态，换句话说是优化组合。在此条件下，再向前走靠的是技术创新”。那对于中国来讲，除了技术，资本、土地、人力的资源配置是否还有提升潜力？如果有，需要怎样的制度变革才能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潜力？
许成钢：
这个地方的用语我要改正一下，当时记录可能是漏了部分内容，不应该只说是均衡状态。比如我们讨论中国，当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处于落后状态时，那么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更基本经济要素的有效率的使用——土地投入、资本投入、人力投入，然后技术是可以靠学习的，不是你自己发展的——很多人把“技术”理解成工程技术，但“技术”远远不光是工程技术，一定要广义地去理解，它还包括了制度、管理、市场的运作，甚至包括了怎么借钱（资本市场）。
如果没有制度上的人为限制，所有这些广义的“技术”都可以学。一旦和发达国家学来这些，就能够很快缩小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这个差距缩小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变成相对发达的国家，这时候就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开发了。当然，在学习别人的时候，大量的内容也涉及简单初级的研究与开发——完全没有研究与开发，是学不来的。比如仿制药，也都是要做研究与开发的。研发占的比重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升高，讲的是这个道理。
什么叫相对发达？人均GDP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接近一半。中国现在和前沿国家相比，才达到1/4-1/3之间。当与前沿还差得很远的时候，经济要继续发展，最主要的还不是在前沿方面的研发——需要研发，但是为了学别人要做的研发，而不是前沿的研发。
为什么这样讲？简单的统计就能看得很清楚：一方面中国人均GDP只是发达国家的1/3，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1/8-1/10的水平。还有另外一种统计方式——单位劳动成本，比如同样是生产一辆汽车，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比美国低不了多少、比欧洲好多国家还贵，这样你就看到了中国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普遍劳动生产率低。因此，中国有非常大的劳动生产率空间要提高。当劳动生产率差这么远的时候，为了经济发展，最需要的不是前沿技术，而是需要发达国家最普通的技术——不光是工程技术，是所有的制度、管理、市场、金融等等。
为什么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这么低？不是因为中国人笨，主要是因为种种障碍，使得人们缺少提高效率的动力和资源。美国股市里最挣钱的全是高技术公司——苹果、谷歌、亚马逊，谁发明创造力强，谁最挣钱。中国上市公司中哪些企业最挣钱？全是银行、金融机构，他们的利润最高。这些金融机构没发明什么东西，凭什么钱都让你挣了？别人挣的钱都被银行拿跑了，别人还怎么改进？这就丧失改进的动力和资源。只有企业互相竞争，才能够公平；不公平。怎么能提高效率？怎么能让搞实体的企业还有动力和能力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得改，得把钱还给创造价值的企业。
问：
你肯定很熟悉林毅夫先生的“后发优势论”和杨小凯先生的“后发劣势论”，你如何评价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
许成钢：
这个问题学术界几十年前就提出来了，最出名的是哈佛大学格申克龙教授提出的“后发优势”。他是个经济史家，他的“后发优势”具体讲的是德国追赶英国——英国因为产业革命变得很发达，德国落在了英国之后，到了20世纪早期，德国就追上了英国。作为经济史家，格申克龙讲的“后发优势”是个现象，里面没有理论，不能把他讲的这个“后发优势”当作一个理论到处去套。
因为你比别人落后，会不会就很容易追赶别人？这是有条件的。
经济学里面的增长理论，长期存在过一个悖论：按照增长理论，全球各国经济必须收敛趋同。但世界上不仅持续存在贫困国家，而且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如果全球经济在收敛趋同，那就意味着所有落后国家都有后发优势——所有落后国家都会发展比别人快，所以全球经济收敛。当后发优势到处存在的时候，全球经济就不存在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分界，一定都会变成一样，因为落后就都有优势。但这很荒唐，数据上看根本不存在这个事情。
所以，任何试图把“后发优势”作为普遍道理拿出来讲的，是违反了最基本的全球经济数据。所以，不存在后发优势的普遍道理。
那有没有“后发劣势”？全球数据告诉我们，没有。比别人落后，是不是一定是优势？不一定。是不是一定是劣势？也不一定。简单地把落后本身当作动因，无论朝哪个方向，都是错的。比如韩国很落后，后来变成了发达经济体，哪里来的“后发劣势”？
这跟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是完全一样的道理：收入水平不是机制——收入本身是前进还是后退，不由收入水平决定，不由你是发达还是落后、亦或是中等收入，而是由制度决定的。如果你的制度有利于发展，你当然有后发优势，你到中等收入以后就会变成发达的。
单讲什么后发优势或者劣势、中等收入是不是陷阱，都没有什么价值。有价值的是制度，发展决定性的因素是制度，而不是什么收入比别人高还是低。你可以当初收入比别人高，但只要制度好，很穷的地方也可以变得很阔；制度不好，很阔的地方就可以相对变穷。非洲为什么那么穷？不是因为它地理上多么差，非洲地理上并不差，是因为不断地打仗、用暴力抢劫人家的东西，就穷得一塌糊涂。战争暴力是制度的产物。
问：
新制度经济学有个观点：从长时期来看，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除了要关注其增长期的持续时间和幅度，同样重要的是关注其衰退的频率和幅度——比如，有的国家在历史上某个时期的增长速度很快，但这样的增长期老是被衰退期打断，衰退期出现的频率和衰退的幅度都很大；而有的经济体尽管增长速度不是很高，但它负的衰退的周期出现的少、衰退的幅度也小，日积月累，就成了发达国家。如何看待导致一个经济体衰退频率和幅度的制度根源？
许成钢：
离开具体的制度，抽象地讨论增长和衰退，一定不得要领。如果我们讲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周期属于标准的经济学问题，有很多研究——人们也不称它为制度经济学，只要是资本主义制度，就有经济周期。如果讨论的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离开了经济周期以后看到的那种繁荣、衰败，其实往往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之所以这些国家是不发达国家，是它的制度决定了它不发达、决定了它会衰败。
所有的不发达国家，没有例外，全都是没有宪制的——就有一伙人太强、比别人都强，这伙人可能是军人，可能是某个党派，也可能是某个财团、某些家族，然后他们利用自己比别人都强，就会去侵犯别人，即便这帮人又聪明又关心社会，某一段时间能让社会快速发展，但只要制度里面充满了强取豪夺，早晚有一天要衰败。改进制度就是要保护私有产权，防止以任何借口出现的强取豪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