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工业的强大不在于流传甚广的“德国油纸包”故事——传说德国企业在中国某市的下水道提前预留油纸包包裹的零配件（实际为杜撰）——而在于门类齐全而且技术先进，产品质量一直较高、制造业的比重一直稳定在发达国家前列，经济韧性较高。

　　德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1995年以后长期保持在20%～23%之间，全球范围看仅次于中国，与日本基本相当，远高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

　　即使受到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冲击，德国的经济波动也较其他欧洲国家更低，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也比其他国家更快。

　　考虑到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争破坏、战败赔款、两德分治对其国内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德国为什么还能保持全球领先的工业实力，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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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德国制造

　　在1871年德国统一以前，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国工业实力远非欧洲魁首。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起源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而彼时德国还处于分裂割据和农奴制统治之下，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农业国。

　　19世纪30年代，英法等国的轻工业制品开始传入德国，德国也开始派遣技术工人到英国“偷师”，回国后率先在轻工业，比如纺织业，开始仿制英国机器。

　　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德国进入以纺织业为开端的产业革命时期，到1846年关税同盟各邦中已经有313家纱厂和75万机械纺锭。

　　为了应对英法等国轻工业的冲击，以及随着蒸汽动力的应用，德国的采掘业和冶金业等重工业也开始发展，高炉炼铁等新技术开始出现，煤、铁的产量开始大幅增长，德国制造业重心开始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逐渐转向铁路建设为中心的重工业转移。

　　铁路的建设极大地带动了钢铁、煤炭、冶金、机械设备制造等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并极大地加快了生产资料的流通，使得德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

　　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13.2%，超过法国的10%，德国在钢铁工业和采掘业继续迅猛发展的基础上，化学工业、汽车制造业和电力等开始崛起。

　　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制成了发电机，电气工业开启迅速发展模式，电灯、电话等电力用品开始普及，从基础电气产业获取的资本进一步被用于发电机、电动机、电车等的发展。

　　19世纪80年代，德国人卡尔·弗里特立奇·本茨等人成功地制造出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内燃机的发明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石油化工等工业的发展。

　　早期，德国大量仿制英国机器，且频频出现质量问题，曾引发英国厂商抗议的1887年，英国议会修改《商标法》，特别要求来自德国的出口机械必须标明“德国制造”，以此来将劣质的“德国制造”和优质的“英国制造”区分开。

　　到1893年，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德国的加工工具、刀具、机床等机械设备已经差不多超过英国，赢得其他国家的认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已经逐渐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正式迈入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行列，成为欧洲的工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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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后重建

2.1道威斯计划

　　1914～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工业发展与战争纠缠。

　　1914年6月28日，奥匈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青年刺杀，犹如“多米诺骨牌”被推倒，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帷幕。

　　1918年11月11日，德军签署贡比涅停战协议，一战结束。

　　作为战败国，德国要进行战争赔款。

　　经过长达数个月的激烈讨论，1921年4月29日，战争赔款委员会最终确认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66年内付清，从1921年5月1日开始，每年必须赔偿20亿马克，5月31日前必须先付清10亿金马克。

　　由于普法战争的宿怨以及担心德国复苏后再次成为欧洲的不稳定因素，法国一直想借机彻底打垮德国，所以一直给德国施压。1921年5月5日，法国撺掇协约国给德国下达最后通牒：如拒不支付赔款，将出兵占领德国的工业重镇，鲁尔区。

　　德国被迫接受了赔款协议，并几乎耗尽国力支付了第一笔10亿马克的赔款。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得德国财政不堪重负，经济每况愈下，魏玛共和国的政权也十分不稳定。

　　1922年11月，新一任政府上台，公开抵制赔款。1923年1月11日，由于德国未能及时赔偿，一心想要彻底削弱德国的法国，与比利时一起，趁机占领了鲁尔区。鲁尔区是德国的经济重镇，被占领后，使得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为刺激经济，德国政府只能选择货币超发。

　　俗话说，货币超发一时爽，一直超发很难爽。1923年末的马克购买力跌为1921年末的1600亿分之一。

　　物资短缺、超级通货膨胀、超高失业率、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腰斩，经济崩溃必然伴随着社会混乱，共和国危在旦夕。

　　如果任由事态发展，或许德国的工业实力又是另一回事了。

　　但任由法国和比利时占领和瓜分鲁尔区，不符合美国、英国和其他战胜国的利益。英国当然不希望法国独大，它希望德国保持一定实力，与法国制衡，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其他战胜国也不希望法国搅乱好不容易商讨出来的赔偿方案，瑞士、瑞典、荷兰等国也纷纷抗议法国的军事行动。

　　德国一战战败除了军事因素，实际上还有政治因素。如果国内没有发生政变、盟友意大利不倒戈，一战不会结束得这么快。

　　此外，德国投降，还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有关。所以，为了解决困局，赔款委员会任命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长道威斯，寻求一个让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案。

　　1923年11月，赔款委员会增设两个专家委员会，第一委员会负责研究平衡德国预算和稳定德国马克的方法，第二委员会则调查德国资本外流情况并设计引回的方法。

　　1924年，美国主导，推出“道威斯计划”，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盟军撤出鲁尔区；

　　第二，德国在首年赔款十亿马克，然后在此后四年每年赔款二十五亿；

　　第三，在盟军监察下，充实德国国家银行资本金，发行新币收回旧币；

　　第四，美、英、法等国为德国提供贷款来稳定经济和偿付赔款；

　　第五，德国的交通运输、关税与货物税等所得税款优先进行赔款。

　　鲁尔区的失而复得加上一战的主战场并不在德国，德国的工业基础实际上并未被摧毁，美、英等国的资本逐渐涌入德国。凭借外国资本，德国大规模更新老旧的工业设备，淘汰落后企业，全面推行标准化、流水化生产，显著提升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据统计，1927年，德国的工业产值就恢复到了一战前的水平，到1929年，德国的电力、煤炭、钢铁、机器制造、汽车、纺织等工业部门都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超越了英国和法国。

　　此后，赔款委员会又推出“道威斯计划”的更新版——“杨格计划”，但杨格计划实际上并未真正实施，就迎头遭遇了1929年的大萧条。

　　涌入德国的资金大量外流，德国经济开始重新陷入萧条，失业率飙升。

2.2马歇尔计划

　　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5年3月，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增加军费，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公开扩军备战。随后，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等各种原因综合作用下，二战爆发了。

　　德国工业的发展路径再次被战争扭曲，许多领域都打上了战时计划经济的标签，服务战争。但很多为战争服务的行业，客观上也因此得到了发展。还有什么比战争更高效的刺激方式呢？

　　1945年，战败的德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占领区。英美等国大肆掠夺西德的科学家、技术人才和先进技术，苏联也忙着从东德拆运机械设备。他们的目的是“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工业化”。如果任由事态继续发展，德国的工业基础将被瓜分殆尽。但德国工业竟然又一次起死回生。

　　起初，大家普遍低估了战后经济复苏的难度，认为英国和法国完全可以依靠其殖民地“输血”，完成重建。然而，到1947年，经济依然不见起色。持续几年的寒冬又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失业率不断飙升、食品短缺、罢工不断、社会动荡，欧洲经济依然徘徊在战前水平以下（1947年的农业产值是1938年水平的83%，工业生产为88%，出口总额则仅为59%），毫无复苏迹象。

　　转折在1947年3月12日。当天，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形成了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核心，实际上拉开了冷战的序幕。美国想遏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但自己身在美洲，鞭长莫及。那“以欧制苏”，帮助欧洲重建，就成了务实的选择。

　　需要强调的是，在马歇尔计划出台前的1945～1947年间，美国已经对欧洲重建直接或者间接投入了大量资金。在1947年7月马歇尔计划正式实施时，苏美的战时同盟关系还没有结束，冷战也没有真正开始。但后续欧美对苏联的恐惧，无疑强化了马歇尔计划。

　　据统计，马歇尔计划实施的4个财年内，美国为西欧各国提供了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美国为德国提供了约15.6亿美元资金用来克服永久性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料领域的难关，其中工业原料的援助物资合计7.3亿美元，占比近一半。

　　1949年，德国分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

　　在美国支持下，联邦德国走的是“和平工业化”道路，其制造业主要是为大众提供各种消费品，主要发展民用制造业，剔除了各种为军事目的的生产计划；民主德国则按照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以重工业为主，尤其是机床制造业发展较快，制药、电气制造、纺织、运输机械、冶金、造纸等工业也比较发达。

　　与民主德国主要以国有企业和联合企业为主体的“大生产”不同，联邦德国的私营企业开辟了一种小规模定制和特色规模生产的生产经营模式，主要关注于工艺密集产品的制造，这也奠定了德国精专制造和高端制造结合的制造业基础；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把生产重点转移到对技术和投资要求更高的机械工具的模具设计、大型工业设备、精密机床和高级光学仪器等领域，尽可能制造出在质量、性能、用途和规格等方面独一无二的产品。

　　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备，1960年之后联邦德国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开启，持续投资进行设备更新，利用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工艺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重建和调整，重工业部门开始收缩，制造工业开始高增。

　　小规模定制和特色规模生产，使“德国制造”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大量的投资和设备更新，使得传统制造业如机械设备、电机工程、钢铁、汽车、光学仪器，高新技术产业如化工、制造、电子和信息等产业等发展也较为迅速。

　　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的恢复成为德国战后经济得以发展的前提，叠加朝鲜战争扩大带来全球投资品和原料需求，德国迎来50～60年代的繁荣：1950～1965年，德国名义GDP平均增速达到11%，第二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占比也从40%提升至45%。

2.3科尔政府改革

　　1973年是德国战后经济的又一个分水岭。

　　1973～1974年、1979～1980年两次石油危机，引发全球通胀，企业成本大幅上升，而需求回落。包括德国在内的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经历中长期的经济增速换挡：1974～1983年的经济增速锐降为1961～1973年的一半，曾经驱动经济高增速的引擎包括化学、汽车、电子、机械制造业和石油加工工业中，机械制造、电器电子和石油加工工业基本陷入停滞，化学和汽车只能维持弱增长。

　　1982年，联邦德国科尔政府上台后，综合采取财政、税收、联邦资产私有化等一系列措施进行经济转型。

　　对钢铁等由于国内外环境变化而面临短期冲击的部门，压缩生产、人员和设备，提质增效，提升现代化程度；对煤炭等产能过剩部门，进行整顿调整，对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能源部门，进行直接的财税补贴，同时辅以市场调节，保存核心实力，以备战略之需；对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新兴工业部门，并不直接干预产业发展，但通过政策扶持的方式，鼓励技术革新，包括设立科研院所和研究基金等等，当时德国的研发支出占比和人均专利数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

　　经过科尔政府改革，实际上达到了“传统工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目的，落后产能逐渐淘汰，而真正适应市场需求的行业得以保留，并在石油危机后进一步发展。

　　1990年，德国实现民族统一后，对两个“德国制造”的模式进行了调整和融合，逐步走出了一条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之路。

03

经济全球化加深阶段

　　德国实际上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

　　1950～1973年、1974～1990年，德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5%和30%。9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的出口导向特征更加明显，1991～2020年，出口占GDP比重上升到40%。

　　德国出口占比最高的行业基本对应国内制造业优势细分产业，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化工产品是其主要优势行业，三者合计出口占比近60%。

　　其中，机械设备主要出口至美国（11.0%）、中国（9.3%）、法国（7.1%）；汽车主要出口至中国（13%）和美国（11.5%）；医药产品主要出口至美国，出口份额达17.4%。

　　制造业具有核心竞争力、叠加经济全球化加深，使得德国制造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

　　尽管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在全球化加深时期不停转移、重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出口份额明显下降，但2000年至2020年，德国的全球出口份额基本稳定在8%-10%，汽车行业在出口方面的优势甚至仍在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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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

　　2011年，“工业4.0”被德国政府作为“高技术战略2020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提出来。此后，德国工程院、弗劳恩霍夫协会、德国联邦教研部、联邦经济技术部、西门子、博世等产、研、学专家构成“工业4.0”工作小组，并进一步开展对本国以及全球相关工业化情况的研究。

　　2013年4月，该工作小组向德国联邦政府提交了最终报告《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进而在随后由德国联邦政府推出的《高技术战略2020》中，把工业4.0纳入到十大未来项目中，自此，“工业4.0”上升为国家级战略。2013年12月19日，由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技术协会细化为“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

　　“工业4.0”提出的背后，是德国对其近年来的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危机感。

　　一方面，汽车等传统优势产业面临电动化、智能化对整体商业模式的颠覆；另一方面，德国自“科网”泡沫破灭之后，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发展逐步落后于美国乃至中日韩等亚洲国家。

　　在传统优势产业可能逐渐失灵再叠加新兴产业已然落后的背景下，“工业4.0”的核心在于通过“智能+网络化”，构建基于数字物理系统（CPS）的智能工厂，实现智能制造的目的。

　　这既是德国制造的突围，也是顺应潮流的选择：美国几乎在同时提出了“工业互联网”概念，此后日本、中国等国家都有所跟进。但与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更为强调适应已有的互联网架构不同，德国的“工业4.0”则更为强调对已有工业系统的适应。

　　为了实现从工业生产到工业4.0的转变，德国需要不断将信息和通信技术融入其传统高科技战略中，并努力保持其装备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中的领导地位，以便使德国成为智能制造技术的主要供应国。与此同时，德国将有必要为CPS技术和产品创造新的主要市场并为其提供服务。

　　这要求“工业4.0”具备以下特点：

　　（1）纵向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智能工厂内部通过联网建成生产的纵向集成，边界限定在车间和工厂，即网络化的制造系统；

　　（2）横向一体化（horizontal integration）：全社会价值网络的横向集成，边界拓展至多条产业链组成的生态网络；

　　（3）端到端数字一体化（digital integration）：涉及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价值链，从设计开发至售后维护不同阶段的信息共享，边界拓展至产业链；

　　工业4.0实施十年后，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面临诸多挑战。

　　比如，投资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占比较高的行业，如医疗、运输物流、保险，已经取得一定成效。而数字化起点较低的传统行业例如化工、能源、建筑，数字化转型投入的产出效率也相对较高。

　　尽管已经推出了十年，但“工业4.0”仍更像一个“科研议程”。从顶层规划到实际实施，企业层面面临挑战：如何将CPS技术融合到现在的生产体系当中、员工如何适应新的生产形式、如何解决数据安全问题、以及缺乏具有相关领域附加资格的专业技术人才。据德国的咨询企业调研，在2017年以前，对经营模式进行数字化改造的企业中有77%是失败的。

　　2019年10月，德国经济研究所（DIW Berlin）、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Ifo）、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 Kiel）、莱威经济研究所（RWI）和哈雷经济研究所（IWH）等多家智库机构联合发布了题为《德国经济面临停滞，工业可能已陷入衰退》的报告指出，德国的制造业状况正在迅速恶化。

　　德国政府同样认识到了再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在采取各种解决措施。比如，增加应用导向的研发资金投入、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支持等等。

05

工业战略2030

　　2019年2月5日，德国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德国及欧洲产业政策的战略指导方针》草案， 重新聚焦产业政策，希望进一步增强德国工业技术主导能力和产业链稳定性。

　　但同时强调遵循社会市场经济原则，只有在市场力量不足以维护其创新与竞争能力的特殊情况下，国家才有理由实施激励型、促进型和保护型的产业政策，这既是为了有效限制国家干预，也是为了证明出于总体国民经济考量而采取国家干预手段是适当且合理的。

　　其实质目标是，在日益加剧的全球竞争以及数字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捍卫或重新赢回德国工业的竞争力。

　　第一，草案要求2030年工业在经济附加值总额中的占比从23%提高到25%；

　　第二，要求产业链从产品研发到基本材料的生产、制造、加工，以及产品的分配、服务都可以在欧盟内部完成；

　　第三，再次强化对中小企业的个性化支持；

　　第四，寻求重构德国和欧盟的法律框架，以符合提升工业企业竞争力的要求。比如，重审修改德国与欧洲的竞争法，重审并尽可能改革现行的补贴法；

　　第五，在对外贸易方面，德国希望加强和扩大多边主义，减少乃至消除关税，但同时强调，抵制其他国家的不正当竞争；

　　第六，寻求改革欧盟内部过于分散的经济政策决策理事会。

　　过去40年，经济政策以“华盛顿共识”为导向，强调私有化、放松管制、自由贸易，也就是小政府、大市场，产业政策极具争议，甚至一度成为自由经济的对立名词。

　　但实际上，德国从未停止实施产业政策。

　　无论是科尔政府改革，还是此后的施罗德政府、默克尔政府，都从未停止对产业发展的干预，只是在自由改革和产业政策之间摇摆。

　　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西方国家纷纷采取诸如银行国有化、经济复苏政策和金融市场规制等一系列政策工具，默克尔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尤其是经济复苏计划成为应对危机的一个核心手段。

　　但需要注意的是，从科尔到默克尔，德国国家干预经济的活动能力不断增强，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无论德国如何希望保持工业竞争力，其产业政策基本停留在水平产业政策阶段，将国家行动限制在新技术的竞争性与基础设施性框架条件的设置上。任何旨在针对特定产业有选择地实施干预的垂直产业政策，都面临广泛的争议，从未成为产业政策的主流。

　　未来德国是否会转向垂直产业政策？如若转向，垂直产业政策的利弊得失也未可知。但毫无疑问，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急剧增加的情况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

06

在不确定性中前行

　　新冠大流行和俄乌战争为德国的再工业化增添了不确定性。

　　德国经济在2020年由于受到疫情冲击而急剧萎缩，国内生产总值（GDP）收缩幅度达3.7%。尽管随着疫情缓解，2021年的经济活动有所恢复，但增速分别只有2.6%，许多重要指标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2022年以来，德国经济开始稳步复苏，失业率屡创历史新低，但经济增速仍然只有1.9%。

　　而且俄乌战争引发了新一轮的能源价格高涨和供应链震荡。德国对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在90%以上，且俄气进口占比超过65%。

　　此前欧委会预计，2022年冬天，德国的工业部门需要将天然气消耗削减25%以上，特别在能源密集型行业。这意味着化工部门需要停摆，基础金属/金属制品、纺织、机动车和运输设备等行业产出均受影响。

　　调查显示，作为侧重于重工业、以汽车机械制造和化工为支柱产业的高度外向型经济体，德国众多工业公司将能源危机视为重大甚至威胁生存的挑战，倾向于产业链外移。

　　后来，受益于暖冬气候，2022年当年，德国对俄气的削减较为顺利，尽管对经济增速造成了不利冲击，但结果尚可承受。

　　从短期来说，高通胀、欧央行加息、削减天然气消耗量均对德国经济造成影响，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经济衰退风险不断升高。但得益于德国良好的财政状况，实际上德国较其他欧洲国家有更高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外部冲击。

　　2022年以来，德国联邦政府已出台三轮财政救济方案，以尽可能地降低经济运行的压力。

　　从中期来说，俄乌战争使得能源问题被迫放在安全框架下考虑，这就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能源价格即使从高点回落，能源结构和价格基本也很难回到战前。这就意味着德国的众多产业可能会加速全球布局。

　　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交织，产业链到底何去何从，如何重构？此外，欧洲经济的衰退预期不断升高，而德国对欧盟其他国家是净出口国，未来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对德国制造业将产生何种冲击？

　　有人认为，欧洲经济土壤正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早已偏离工业传统。

　　从长期来说，困扰德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除了工业转型，专业劳动力短缺也是掣肘德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已经逐步加速退休，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分析，德国劳动人口将在2022年达到顶峰（5310万），之后开始逐年减少，预计到2035年将会减少300万，届时，德国劳动力短缺问题更加突出。

　　那么，如何在不加剧社会负担的前提下，吸引到更多有劳动技能的移民补充劳动力市场，或许是德国工业未来能否持续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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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从全球已有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绝大多数经济体均遵循第一、二、三产业逐级演进的特征，表现为第一二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

　　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演进，伴随着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上升，这自然伴随着制造业比重的下降。但唯有德国的制造业一枝独秀，始终稳定在20%～23%之间，即使受到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冲击，不被看好的制造业却成为德国经济逆势复苏和率先走出衰退的主导产业。

　　“德国制造”从最初的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从追赶英美到跨越式发展，最后自成体系，成为德国经济的世界名片；从追求规模到关注质量，最后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塑造了一个不同于英国制造、美国制造和日本制造的“德国制造”模式——这当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与日耳曼民族的文化特征有关，与德国的资源禀赋、区位特征有关，与双元制职业教育有关。

　　从一战后的道威斯计划、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科尔政府改革、全球化、工业4.0、工业战略2030，德国工业化已经经过了六次转折。

　　当前的逆全球化、德国的人口结构、俄乌危机导致的能源问题、欧洲地缘局势的长期改变、中美技术竞争、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可能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使得德国工业面临第七次转折。

　　未来德国工业是否还能保持全球领先呢？中国又能从中取得何种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