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不管从美国、日本、德国的数据看，80%的创新都来自于制造业。制造业如何做好这“两个准备”，找准创新能力问题症结，打好科技创新主战场硬仗，取得制造强国的胜利，意义重大。

在今年两会期间，为解决中国科技的创新体系、创新能力以及体系效能的问题，中央对科学技术部进行了重大调整。这是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尊重科技创新规律、完善科技治理架构的重大决策。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从制度准备到全面启动工业化，这个历程实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

党的二十大，正式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核心是新型工业化。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

从政治视角来看，要处理好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也就是财富观的问题。

人类从有史以来，始终围绕两个问题在发展：第一，如何创造财富；第二，如何分配财富。从来没有离开分配的发展，也没有离开发展的分配。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如何发展，也有如何分配，这应该就是新理念内涵。

从历史视角来看，要处理产业和环境的关系。

环境本质上也是一个广义上的财富观，即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因为它涉及到了子孙后代生存所需的自然条件，涉及可持续发展。

从国际视角来看，要处理公平与霸权的关系，或者是公平与不公平的关系。

中国从2010年开始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并没有拥有与制造大国所匹配的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以及全球价值链的分配地位。

新时代，要解决财富创造与分配问题，对内，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对外，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如，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新型大国关系是公平、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而不是帝国主义霸权逻辑。

新发展格局将引领未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国内经济政策，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创新发展阶段。到2025年，中国会建立与完整的工业体系相匹配的创新体系，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分工。

第二，共同富裕阶段。到2035年，基本上解决国有与民营经济相协调，资本和劳动相协调，产业和环境相和谐的问题，基本建成现代化强国。
第三，公平合理阶段。到2045年，中国会形成与强国地位相匹配的国际分工和产业领域的话语权、价值分配的话语权。

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不可逆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之中。不可逆转，第一，从趋势上、从规律上不可逆转；第二，要从实力上不允许别人来逆转。

“中国制造”要解决三大问题：第一，制造强国；第二，创新效能；第三，金融赋能。

解决这些问题的挑战也有三方面：

第一，能否从规模扩张真正走向高质量；第二，能否在注重科技投入的同时要注重科技创新的效率；

第三，能否把金融赋能，从超级地租经济（笔记侠注：即超常规土地租赁收益，超级地租经济会把所有成本摊销到每一个人，每一家企业的各个环节，对制造业有不可逆转的挤出效应）转向以制造业为主体、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数字经济。

这些问题的解决，必然给企业创新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

第一，制造业的高端化一定会对科技创新提出更高的、更大的需求，因为高端化是解决好新型大国关系力量保障；
第二，数字经济是本质是围绕财富创新与分配的经济活动的数字化，是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就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简称智能制造，进而延伸出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
第三，产业安全，要求工业基础能力再造与提升。基础能力是中国国防安全、产业安全的基石。

这三个方向，将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也是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机遇。新型工业化，将演化出新型的创新生态，或者开放型的产业生态。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

创新形态演进与启示

1.工业强国三次创新飞跃与我国对比分析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工业革命通过创新提升了生产力。

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两次创新飞跃，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飞跃：第一次，建立了秩序，把松散的、自发的创新活动演变为体系化的创新；第二次，掌握了方法，从体系化的创新形成了创新的体系能力；第三次，正在探索建立生态，从体系能力迈向体系效能。

有体系不一定有能力，有能力也不一定有效能。完成两次演进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平均达到40%，美国达到75%以上。开放型创新生态，是与工业4.0相配套的创新模式，会带来更大效能的创新。

创新载体的演化始终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第一所现代化意义上的大学（1810年，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以大学为载体把创新从生产中分离出来，之后出现了传输机，即电力装备、内燃机等先进装备，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中试机构（比如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出现了工业园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发明又又引发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了产业集群的雏形，如美国硅谷；

现在正在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来的创新新形态，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创新生态正在发育。我们要思考的是，即将发生的，要前瞻布局。已经发生的，但我们尚未做到的，需要及时补课。  

① 从创新活动到创新体系

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中试（笔记侠注：中试就是产品正式投产前的试验，是产品在大规模量产前的较小规模试验）是创新最重要的环节。

中试机构这种组织形态的出现，标志着科技创新已经从简单的创新进入到了复杂的创新。中试是“腰”，基础研发形成的成果要经过中试之后才能产业化。

企业或许没有中试机构，但一定会有中试活动。但对于一个行业或细分领域而言，产业化端形成的重大共性需求，一定要有中试平台或中试组织来汇聚，形成联系基础研发、产业化这两端的桥梁。如果没有中试机构，就会让基础研发和产业化研发的定位产生偏移。

美国2012年制定了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2018年又制定了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其目的都是加强对中试机构的重视。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建立45个制造业创新中心的计划，就是要解决消失的贝尔实验室和死亡谷问题，这个计划历经了三届政府，依然在执行，因为这就是客观规律。

既然创新的中试活动是规律，也是科技转化的必经阶段，那就一定要建立专业化的创新中试组织。

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是7到8年，而德国企业的平均寿命是30年，甚至还有百年老店，德国拥有全球最多的隐性冠军，达到2000多家，这些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正是这些企业，让德国拥有了世界第二制造强国的地位。

德国的世界制造大国地位、强国地位不是靠工匠精神，靠的是德国完善的创新体系。类似弗劳恩霍夫研究院等一大批中试研究所，在德国各个细分领域始为中小企业的产业化研发提供强大的支撑。

中国在中试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呢？建国后，我们仿照苏联建立了工业体系，除了军工，在民品领域有242家从事共性技术研究的行业院所。

但在1998年，有些行业院所就转为企业，不再搞中试活动了，这就相当于行业领域科技转化没有“腰”了。而在高铁、航空、电力装备以及通讯设备等处于全球领先或先进的行业，往往就是中试机构或中试力量保留得比较完整。

华为作为后起之秀，始终坚持中试研发，甚至基础研发（华为在全球聘请了几百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从华为的研发投入上看，也是国内科技企业中最多的。

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其实他们也没算过，但相当一部分钱都花在了中试和基础研发上，因为产业生态的基础太弱，还得自己搭建小生态。

相反，中国的医疗装备、工业母机、芯片、新材料等行业没有全球竞争力，或是因为没有中试机构，或者中试机构的力量建设不足。虽然目前已建成26家国家级和200多家省级创新中心，但对中国制造业完整的体系、600多细分领域来讲，还需要加大建设力度，形成全面的匹配。

总体上，行业级中试机构建设处于恢复起步阶段、运营机制处于探索阶段，对我国工业各门类各领域未形成全面有效支撑，中试机构数量和专业领域布局对制造业覆盖度不够，国家和社会对中试机构作用重视不够，投入支持力度尚需加强。

这次“两会”，科技管理体系改革，科技部主抓第一阶段基础研发，抓整体规划，抓体系效能，把第二阶段中试的职能给了工信部、农业部等职能部门，由企业来做第三段产业化研发，是中央对科技治理的重大部署。分析其逻辑，就是围绕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问题，中试和基础研发都要为创新主体来服务。

因为中试创新功能不健全，针对影响创新“两端”效率。

一方面，中试机构的缺乏，导致国家基础研发力量定位偏移。进入中试与产业端，与中小企业碰撞，跟企业抢市场、抢人才、抢资源，基础科研定位偏移。

另一方面，在产业端，中小企业的产品应用难，谁也不敢用，因为没有中试没有权威机构为企业提供成果的转化、孵化、熟化，包括试验验证、认证认可等服务。

中小企业的产业端，因为没有中试的支撑，创新周期长、研发成本高、投资风险大、产品应用难，平均寿命短，就是这个中试“腰”不行，既影响“脚”又影响“手”。

所以，要深刻理解中央的重大部署。从创新活动要形成创新体系，一定要有完整的组织结构的框架，即基础研发机构、中试机构和企业产业化机构。

② 工具方法的演化---从创新体系到创新体系能力

有了中试这个创新的“腰”，还要形成创新的能力。资源的调配方法是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所在。

美国项目评价形成了三种标准：1955年第一个标准，工作分解结构（WBS:Work Breakdown  Structure），每个WBS都由若干个WBE组成，每个WBE又有QCD三要素（质量、成本、进度）；1957年第二个标准，获得价值管理（EVM:Earned Value Management），资金管理、成本管理、进度管理的标准；1975年第三标准，技术成熟度（TRL: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s）。

这三套标准奠定了美国以国防部为代表的高科技创新的能力。美国的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细分成13级，每一级都要按照WBS、WBE的标准分解，最后依据EVM/TRL来选。

这是美国的财政资金、专项资金和创新引导资金得以精准投入和管控，科研进展和成果能够实现精确衡量与呈现，美国科技成果75%以上转化率的奥秘所在。这套方法，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市场决定作用、更好政府作用和军民融合问题。

而中国缺少评价的方法，这是导致242个中试院所形成了科研生产两张皮的本质因素，而非他们自身是否应该存在。

中美创新的差距，是工具方法。创新的各类资金配置不合理，产出端效率低。缺少科学的评价标准体系，财政资金配置效率不高，产业与金融匹配不紧密。

③ 布局的演化——从创新体系能力到创新体系效能

从科技的创新体系形成了能力，有了资源的调配，高效，接着要到效能。不但要有效率，还得要有效果。

在德国“领先集群竞赛”计划（2008-2017年）中，德国建立了15个世界级产业集群，覆盖生物、汽车、电子、航空、物流、材料等领域，包括鲁尔区物流集群、汉堡航空航天制造集群、达姆施塔特个性化医学集群等。

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培育若干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因为还没有形成真正的世界级产业集群。而德国面积仅仅相当于云南省，人口也仅有8600万，它是世界第二制造强国，而中国在制造强国中仅仅排第四。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表示，美国将利用规模53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资金，在2030年前创建至少两个尖端半导体制造产业集群，形成新型的、开放型的创新生态。

怎么成为制造强国，要看产业布局的差异化。我们有些重要产业的规划权，放到省里，省里放到市里，市里放到县里，形成当前产业布局雷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格局。

但这事并是最不可怕的，更可怕的是自我锁定在中低端了，大家都在抢人才、抢资金、抢政策，最后人才、资金没有形成集聚效应，创新没有形成效能。

近年来，工信部推动形成了45个国家级产业集群，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求，从相马到赛马引导制造业布局优化，就是为了引导促进产业布局的优化升级。

因此，企业家不仅要看企业本身，还要关心产业生态、创新生态。对新的产业生态要有更深刻的认识、前瞻性的参与。我国的产业布局正在优化，创新生态正在形成，高端制造正在创新突破，希望企业家积极加入这一变化之中。

目前看，中国工业园区中，大多数还是以基础设施共享、物业服务为主的1.0版本，部分园区出现了以中试服务共享的2.0版，少数园区正在向具有可持续创新和发展能力的开放型产业创新生态（3.0版）演进。

如何评判一个园区是否是真正的产业集群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模型。

好比我们的手掌，首先大姆指，一定要有细分领域的有特色有优势的主导产业；其次食指，有共性的技术中试平台；再次中指，要有一套标准和方法；

第四是无名指，要有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功能，包括科技成果的确权、股权设计、估值设计以及投入和退出设计；最后小姆指，才是各地热衷的国际级创新大会论坛，形成力量的合力，攥成拳头。

大姆指有了，作为食指的中试机构最重要，就有了实验验证平台，创新资源一定会集聚，高端制造环节一定会集聚，进而形成人才、资金的集聚。所以，中试机构就是培养晶体中的那个核，有了它，产业生态、资金链、资源链全都会来，就会成为真正的创新生态。

开放型创新生态最标志性的特征，就是园区的标准体系。有了技术和服务标准体系，产业园才会形成围绕主导产业发展规律的创新资源整合。

比如汉堡的航空航天制造集群的标准：首先，它的供应链、创新链的上下游要遵守共同的技术标准；其次，比如金融服务，要符合产业的投资周期，航空航天是长周期产业，就不能只提供短期的金融服务。

形成了技术标准和服务标准，承认这个标准的就是集群的成员，这就是开放型的创新生态。

2.企业家应深刻认识历次工业革命与产业创新模式、生产布局变化的关系

伴随历次工业革命的新型创新载体、产业创新模式和产业布局的变化，是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必然结果和内在规律。

新一轮产业变革的至高点是智能制造，这要靠装备的升级，装备靠基础能力，接下来是共性技术，下面是方法和标准。深刻认识其内在的要点、逻辑架构和趋势，对企业家来而意义重大，在其中找准企业自身定位和发展策略，有利于企业发展壮大做强。

中国制造业创新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具备全球唯一的完整工业体系。但在这个体系中，还有待加快形成体系效能，加快形成创新的生态。

德国工业4.0在中国如雷贯耳，德国企业也在中国建设了200多个工业4.0的示范项目，包括很多黑灯工厂和无人车间，就是看中了中国才有的全球最理想的新技术迭代应用的场景。

但我们完整的工业体系优势并没有转化为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优势，建议企业家发挥积极作用，增强战略自觉。

二、提升我国制造业

创新体系效能的重点方向

1.做好思想准备，加快将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创新体系优势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也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形成对立统一关系。这是我们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基础。我们面临问题，是如何加快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

这需要我们深刻检视创新的客观规律和组织创新的主观活动之间的关系，该补的要及时补上，需要前瞻布局的要下好先手棋。

① 中美之争的本质

中美之争，本质是中国国家主导的创新体系与国际寡头资本主导的创新体系之争。

中国的创新问题，一方面因为工业化时间不长，需要长期积累。另一方面，需要我们更深入认识，有一种隐形的更长时间跨度、更大的空间维度的制度性安排。

1945年以前是产业资本阶段，二战后美国作为战胜国，确立了其军事实力、产业实力的领导地位，建立了军事、政治和金融霸权。1940年代，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1970年代，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进入了金融垄断资本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又进入了金融寡头资本阶段。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始终通过资本的循环，控制科技成果、控制产业链、价值链、控制财富的分配。我们既要认识到中国制造与美国、德国、日本开展了国别视角下的产业竞争，更要深刻认识其背后是寡头资本主导下的制度层面的竞争。

中国既面临西方的国家层面的封锁，也面临隐形制度安排的封锁。两重层面的封锁，既决定了我国制造业创新的长期性、艰巨性和紧迫性，也决定了我们只能通过坚持独立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实施策略，才能突破“两重封锁”。

② 对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前提和条件的深刻认识

基础研发永远是政府主导，中试要有政府的引导，市场作为参与力量，到了产业化才是市场起决定作用，才有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③ 对我国独立自主开展科技创新战略意义的坚定认识

一方面，中国具备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最理想的新技术迭代、全产业链应用的场景，这个创新条件，是其他经济体和工业化国家无法比拟的。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党的全面领导，强大的动员能力。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战略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混合所有制形式，这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是独特的。

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战略支撑作用。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承担起基础性、保障性功能，成为战略产业的主导力量，发挥为中小企业的创新基石作用。

好的企业家，一定有较好的哲学素养和政治素养。把握新阶段，贯彻新理念，充分认识并尊重产业规律，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强化战略自觉，共同建设新型工业化的新格局。

2.做好工作准备，把制造业体系优势转化为科技创新主干优势

① 抓好全力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和加快创新体系能力建设

要大力补课，既解决产品层面的“器不如人”产业安全紧迫问题，更着眼长远，注重同时解决方法问题。

一方面，体系建设。横向组织分层。加快推进制造业创新体制改革。完善各重点产业领域基础研究、中试研究、产业化创新链组织建设，初步建成稳定的组织架构和双向传导的运行机制，畅通创新流程，提升财政资金绩效，形成国家创新体系的新起点。

另一面，能力建设。纵向资源打通，研究推广科技创新评价标准体系，实现从创新体系到体系能力的跨越。强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研究方向、完善双向传导的运行机制，提供标准化指引，提升核心技术攻关、“揭榜挂帅”等工作的效率。

现代化的标志是标准，因为社会化的大生产需要专业化协作，必须要有标准，中国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标准方面都有一些准备，但在管理的架构类和测量类上是弱项和软肋，在技术的方法类上还存在短板。

② 重点加大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设力度

第一，大力建设并升级国家级创新中心，定位于工程数据中心和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具备行业级中试服务功能，使其具备产品创新的数字化实验环境优势；

第二，骨干企业产业链长与创新链长“一肩挑”，大国国企要牵头相关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要重组整合创新功能，中央企业整合专制研究所、应用科研单位，组建行业研究院

第三，组建国家制造业中试技术总院，统筹指导各制造业中心建设、及时跟踪国外前沿应用技术方向，重点协调跨行业跨领域交叉技术布局。

③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优化区域产业布局

前瞻性建设高端制造业集群，引领开放型科技创新生态。

在集群内部，围绕创新周期、资源配置、金融服务方式等产业创新链的个性化需求，初步形成企业、研究机构和生产性服务机构共同遵守的技术标准和生产性服务标准等两套标准并形成一套团体标准体系，发展出细分产业创新生态。

团体标准是企业自治的规则，具有自愿性和开放性，后续认可标准的企业或机构都可以加入，形成了开放型创新生态，不断形成创新资源和产业布局的优化，逐步形成主导产业特色突出、创新资源开放共享、运营机制科学合理的产业集群。

按照产业振兴而非区域振兴的思路，培育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级示范区。明确重大区域布局的产业定位。

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湾区和成渝区等重大战略区域，明确细分领域若干主导产业；

巩固东北作为全国重化基础工业战略基地定位，按照投资强度大、创新周期长、国有资本主导、关系产业安全、国防安全的产业特点，制定国家针对性支持政策，作为制造业国内循环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加快振兴 。

按照创新驱动而非规模发展的思路，形成细分领域主导产业特色突出、优势互补、分工协同、产业生态功能完善的新型城市群和重点城市。

逐步扭转产业布局雷同、相互低水平竞争态势。充分动员各方力量，按照强化基层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逻辑方法，形成标准体系，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按照区域协同而非区域竞争的思路，前瞻布局新型产业生态、升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将产业集群中试技术机构，作为先进制造业“新型工业基础设施”。

将集群技术和服务团体标准体系，作为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标配”，发挥吸引凝聚各类创新资源作用，支撑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引导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端产业集群差异化布局，打造先进制造业新高地。

3.金融支持制造业高端突破的主要方向与路径

金融机构通过参与开放型创新生态建设，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首先，金融机构应设立为细分产业集群服务的专业部门或团队，牵头制订团体标准体系中的金融服务标准体系，按照产业规律、发展需要，明确投融资周期、门槛收益水平、战略性的估值策略；

其次，专业化基金或部门可以为企业发展策略、股权架构设计赋能，牵头制订股权投资、商业贷款、商业保险联动的资金评价标准；然后，可以重点围绕创新成果，尤其是中试成果的孵化熟化，帮助进行成果所有权的确权、成果估值策略、团队股权架构设计与退出设计。

三、总结

食肉动物与食草的区别不仅在牙齿，其本质的区别是行为方式的组织化水平。在食物链中，食草动物表面成群，实际是集而不群、各自为战。但食肉动物是协同作战、各有分工，不以数量取胜。

所以，要想在食物链不甘于吃草，第一要有体系，形成协同。第二要有能力，方法科学，第三，要有生态，有自己的大本营、根据地，即集群。

辨别企业所在的产业创新生态，有三个维度：

第一，创新架构的完整度，中试功能是否健全；

第二，创新资源的整合度，评价标准体系是否建立；

第三，创新功能的专业度，是否形成了细分领域的产业集群。

中国的企业家，要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要有人民立场，坚持唯物史观；要有正确方向，坚持辩证唯物观；要有科学方法，坚持新发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