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诸如语音问答、文生视频、具身智能、多模态模型等实现从“不能用、不好用”到“可以用”的突破，呈现技术迭代加速、跨领域融合加深、国际竞争与合作并存、风险投资增加等特征。人工智能技术也被各国视作未来实现自身国际地位的重要工具，而中美是地缘政治对手和军事超级大国，科创领域以人工智能为主的竞赛正成为当下重塑全球格局的新焦点。
一、趋势特点
1.技术迭代加速：AI大模型和芯片的迭代速度正在加快，这表现为模型的性能不断提升，新功能和新特性不断加入。据不完全统计统计，在今年ChatGPT至少有八次、Gemini至少有四次以上重大功能更新，这种快速的功能迭代反映了AI开发者对于技术创新的高度重视和响应市场需求的决心。
2.跨领域融合加深：AI技术正与其他领域如医疗、教育、娱乐等深度融合，推动这些行业的创新和转型，切实从“不能用、不好用”转向“可以用”。如，医疗AI工具商Hippocratic AI从专业医疗数据库中获取的数据确保医疗知识的准确性，打造技术壁垒的同时为不同类型的病人与医生提供信息和反馈。
3.AI的双刃剑效应：AI技术在提高效率和创造力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就业岗位的取代，高盛对各行各业受AI影响的岗位的具体数字做了一个预估——3亿，这要求社会和政府机构考虑如何平衡技术发展与就业市场的关系。
4.投资与市场潜力：AI相关的投资在VC领域占较大比重，生成式AI和医学结合的应用的投资增加，表明市场对这些技术的未来潜力持乐观态度。其中以美国为首的国外AI初创企业呈现AI+行业应用，即以行业应用驱动为主,AI将本增效的能力初显，而中国AI初创企业仍然以技术驱动为主，尚未形成大规模的行业应用，市场爆发拐点的来临有待进一步挖掘“AI+”应用。
5.安全与隐私问题：随着AI技术的普及，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成为了重要议题。例如，美国国家安全局建立的人工智能安全中心、以及Anthropic研究人员发现的AI模型欺骗性问题、ChatGPT的政治偏见都突显了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重要性。
6.法规与伦理考量：当一个新兴技术完全颠覆了现有的现实条件和影响范围足够大时，相关的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一方面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如创作所属权、侵权界定等法规问题，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安全隐私、道德伦理、有害信息等伦理问题。欧盟、美国参议院、英国等国家都纷纷出台AI监管原则等，反映了对AI技术潜在风险的迫切监管需求。
7.人才培养与教育：AI发展的迅速带来全球大范围熟练劳动力紧缺，企业和国家共同开展人才培养合作，如IBM承诺培训200万名AI人才、新加坡政府建立人工智能“卓越中心”吸引人才、美国《2024年美国科学与工程状况》建议加大STEM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等，都显示了吸引人才和培训人才在AI领域的重要性。
8.国际竞争与合作并存：国际竞争与合作在AI和芯片领域尤为明显，科技巨头企业之间、国家之间因为产业链而呈现紧密联系又相互排斥的矛盾关系。在企业间，谷歌、微软、OpenAI和Anthropic这四大AI竞争巨头联合成立AI安全论坛，以应对共同挑战并抓住共同机会。在大国间，美国因广泛的地缘政治因素，在对与中国的人工智能数字权力竞争中采取多种抑制措施，但又因为全球化的现状无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这些都显示了全球技术合作和市场竞争的复杂性。
二、现状分析
相比较而言，TortoiseMedia的《全球人工智能指数》能够及时清晰地展示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所处的位置和优劣势。TortoiseMedia从投资、创新和应用三个维度，使用111个指标，涵盖28个公开或私人数据库，对全球62个经济体进行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测度，覆盖经济体和数据更为全面，更新更为及时。指数的三个维度主要包括人才、基础设施、运营环境、研究、开发、政府战略、商业化七个方面，并从绝对能力和相对于一国人口或经济规模的能力分别作出排名。
图1 从绝对能力角度对国家进行排名
图2 从相对于一国人口或经济规模对国家进行排名
根据图1，从横坐标——绝对能力来看，美国和中国分别以100分和67.8分领先。但在图2中，从纵坐标——相对于一国人口或经济规模角度对国家的人工智能能力排名来看，新加坡遥遥领先，其次是以色列和瑞士，而美国和中国以60.5分和39.3分分别排在第6名和第21名。
表1 美国和中国在七个方面的得分和排名
人才是第一短板。一方面，人才流失严重。根据《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踪报告2.0》显示，中国虽然从绝对数量上显示贡献全球近50%顶尖AI人才，但仍然有超四成的顶尖AI人才流失，美国仍然是顶尖AI人才工作的首选目的地，这与美国在基础设施、研究水平、政府战略以及商业化水平等维度在全球领先有着密切关联。另一方面，人才可用性低。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在人才（30.0分）排名明显较低，分数与第一名相差甚大。《全球人工智能指数》的人才测度侧重于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中熟练从业人员的可用性。虽然人才维度涵盖了包括在国外IT问答网站提问人数、国外人工智能相关公共项目库提交数量等可能存在偏差的指标数据，但中国在人才维度的评分（30.0分）和排名（20）仍然警示中国在获取人工智能熟练从业人员的能力上与先进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研究和商业化水平并列第二突破口。以美国为参照物，中国人工智能能力在研究和商业化方面具有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全球人工智能指数》在这两个方面的评分显示，中国虽排名第2，但与排名第一的美国对比，分数仍然差距较大，而与排名第三的国家分数差距微小，说明美国在这两个方面遥遥领先其他所有国家。斯坦福发布的《2024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在研究成果方面，2023年，美国共发布109个基础模型，是中国（20个）的5倍多。同时，美国有61个知名AI大模型，而中国只有15个。与此同时，在商业方面，美国2023年AI行业投资额达到672亿美元，是中国（78亿美元）的8.7倍。2023年，宣布融资成功的美国AI初创企业数量为897家，中国是122家。在过去十年时间里（2013年—2023年），成功融资的美国AI初创企业数量是5509家，是中国（1446家）的3.8倍。
人才、研究和商业促成产业发展的循环圈。从人才队伍来看，美国梯队完整，高端人才集聚，重视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体系扎实，研究型人才优势显著。完备的产业人才为基础研究、学科建设、专利及论文发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培养高端研发人才、创业投资和领军企业等关键环节上，美国形成了能够持久领军世界的格局。高端研发人才的科技成果引领美国面向全产业投资，投资领域遍及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融资成功的企业初创企业数量稳定增长，而中国的人才队伍层次不齐，接受融资的企业也主要集中在技术层和应用层，在局部上有所突破，但整体产业环境并不乐观。美国高水平的初创企业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带来巨大前景，从“可以用”迈向“好用”已经初见端倪，以人工智能为驱动服务各行业的初创企业在2023年获得投融资的广泛关注，如基于ChatGPT提供法律助手的Harvey、提供软件编程帮助的Cognition AI、帮助能源行业归档和分析监管数据的HDate、在Sora之前爆火的文生视频Pika Labs、医疗教学领域的Hippocratic AI，以及其它提供心血管疾病检测、精神疾病诊断、会计培训和解决方案、家装设计等AI初创企业。美国科技成果在商业上的成功落地，为创投圈增强了信心，与进一步吸引创业型人工智能人才和加强研究形成了良性循环。
三、大国博弈下的人工智能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将影响大国力量平衡，成为大国竞相追逐的目标。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资源冲击并革新过去结构性权力，掌握数据资源的国家会在未来竞争中获得权力优势地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第76届联大会议上发言称，“世界将会分化为两种人工智能竞争格局”“世界正朝着两套不同技术规则，两种不同的人工智能发展方式，以及最终按照两种不同的军事和地缘政治战略发展”“前景远比冷战更难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技术之一，具有广泛应用价值。2023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的讲话中也提到，人工智能可能会“改变冲突本身的性质，超越人类思维”。在过去十年中，美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呈指数级增长，且整体投资态势正在逐渐倾向于对技术应用的投资；政府内部对人工智能应用的需求也呈上升趋势，其中以美国国防部军方为代表，占据领跑地位。2023年，美国国防部的人工智能合同数量从254份增加到657份，继续在人工智能合同中占据主导地位，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分别签署了115份合同和49份合同。相较于其他国家政府，美国军方正在加速投资具有军事防御色彩的人工智能治理措施，情报搜集、整理、分析领域的人机协作和决策支持系统等领域将率先落地，以应对潜在竞争对手的威胁。
受广泛的地缘政治因素影响，美国政府与人工智能有关的文件强调美国技术和发展的背后是与中国的竞争态势，拜登政府明确将其人工智能政策根本上定义为与中国的价值观竞赛，因此，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表现为阻碍中国进步的措施与促进美国创新的努力同步升级，且将人工智能的受益者重新定义为所有美国人和美国的盟友——但不包括中国。具体而言，美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和技术壁垒”“经济制裁与司法干预”“政策胁迫与技术联盟”和“限制交流与技术封锁”等策略，打压中国技术崛起势头 。美国人工智能竞争策略如下：首先，针对中国采取的是“封锁 + 打压”的策略。诸如采取“实体清单”与“301 贸易调查”等手段，封锁技术扩展到中国，阻碍中国科技进步。其次，针对美国自身的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机构和商业公司，美国政府采取资金支持、政策保护和组建人工智能产业集群的战略。最后，针对其盟国阵营，采取合纵抗衡的战术，通过对盟国的国家安全威胁、贸易利益诱导和污蔑宣传，散布中国在数字空间的所谓“威胁”，拉拢盟国加入美国组建的技术阵营中。
当前，中国在以人工智能为主的科创领域被迫与美国开展博弈，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基础层，如芯片、设计软件、操作系统等技术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但是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应用上还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其实，美国自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人工智能发展到当前阶段，一个关键的短缺是产业界对GPU计算资源的无法满足的需求，以及比获取计算资源更大的瓶颈——电力资源。相比之下，中国具有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及超大规模应用市场为新型颠覆性技术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与互联网相似，中国将会成为AI应用的最大市场，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拥有全球最多的用户和活跃的数据生产主体。
因此，“AI+”的提出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成为了这场博弈的破局之法。一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强化市场需求导向，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及产品，优化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支持人工智能赋能各行各业，加快新质生产力效能释放。二是中国要重视技术标准体系的构建，争取获得制定技术标准的制高点，在技术规则标准维度、技术研发突破维度、国际话语权维度和国际合作维度，出台措施以应对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同时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交流与共享，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三是以树人为重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育人工智能人才队伍，要从引才、育才、留才三方面齐驱，打造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最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是箭也可以是盾，在创造新质生产力和新经济增长的社会变革当中是箭，在武装赋权国家能力的过程中是盾。应当在推进切实可行的治理过程中并秉承不断降低风险的想法，以发展人工智能达到提高国家安全防御能力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