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网络配送、直播电商等迅速发展，劳动力加速流向第三产业，如快递、外卖、直播等，2019年快递从业人数突破1000万人，外卖员总数突破700万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与此同时，大量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也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制造业发展产生影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这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27.3%，比重继续保持下滑态势。

如果结合近期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或许更加值得关注。与2010年相比，15—59岁人口下降6.79个百分点。事实上，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和比重已经连续多年下降，人力成本不断提高。

人口和劳动力形势变化之下，我国制造业比重出现下降，从2006年的32.5%下降至2020年的27%左右，对比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得过早、过快。这一背景下，“十四五”规划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并首提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叠加劳动力加速流向第三产业，对制造业意味着什么？这些变化会如何影响制造业发展，接下来我们需要怎样稳住中国制造，并落实制造强国战略？

近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中国服务型制造联盟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朱宏任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就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机会与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冷静看待劳动年龄人口下降

《财经国家周刊》：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15—59岁人口下降6.79个百分点。事实上，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和比重已经连续多年下降、人力成本逐渐提高。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人力成本提高，会如何影响我国制造业发展？

朱宏任：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是一个变化过程，要用非常冷静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所谓的冷静是不用一种炒作的心理，很多人说中国已经进入到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中国将来要碰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确实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但也没必要恐慌。

现在，我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还有1000多万，这一基数还在支撑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另外，人口的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着巨大的惯性，任何政策的影响都不是立竿见影的，包括国家实行放开二胎、三胎政策，都是对于适龄劳动人口变化的反应，说明国家对人口形势变化的高度重视。

在人口动态变化过程中，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包括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到来，劳动力有可能呈现比过去高得多的生产效率，甚至百分之几十、几倍的增长，这会抵消到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从这个层面看，我们要综合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影响。

另一个层面来看，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结构会发生变化，机械重复性劳动和纯体力劳动的需求会减少，高技术人才需求会更多。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出现以后，其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都对当时的手工劳动形成了摧毁性的打击，大量的手工劳动者离开原有岗位。面对今天适龄劳动人口的变化，我们也要考虑到技术含量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影响。

企业必须加快数字化转型

《财经国家周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过程中，企业人力成本明显提高，这对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朱宏任：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直接的影响就是企业人力成本的提高，这个问题是实实在在的，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工资水平提升的压力非常大，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会对企业和产业发展带来很大影响。

可以说顺应潮流、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是企业转型发展的不二之路。数字化转型并不是简单地安装了计算机和自动控制装备就完成了，而是要对企业所在领域、行业以及比较优势、发展空间有清晰的认识，然后通过数字化转型实施系统重构，不断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

另外，这一轮数字化转型发展与之前有所不同，过去是先有钱再投入转型发展，精雕细琢，一步一步推进，没有钱就可以放放再做。但是这一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解决数字化问题有了新的作法，不是全都策划好了再往前走，而是要加快进程，快速迭代，在做的过程中，碰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寻找更合适的方法。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数字化时代更是如此。

加快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对于技术、资金缺乏的中小企业，还要勇于创新模式。比如，可以采用新的合作模式，委托第三方机构深度参与为中小企业服务，从市场的角度把握效率提升、成本降低、盈利提高，并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而不用中小企业直接购买技术、服务等。

在这一过程中，大型企业应该旗帜鲜明地加大数字化、信息化的投入，充分建好自己的信息化平台，并且在形成以数字化手段做支撑的体系之后，让成果更大程度地外溢，帮助上下游有需要的中小企业，这是大企业获得新发展机会、抵御劳动成本提高的路径，也是它们履行更多社会责任、对社会多做贡献的体现。

数字化转型不是单一的技术，更多强调的是体系和生产系统的重构，整个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都利用数字化，效率才能够显著提高。真正数字化转型是要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纵向和横向的相关方组成一个生态系统，共同实现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才能充分显示其作用。

倒逼制造业更良性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近年来，网络配送、直播电商等迅速发展，劳动力加速流向第三产业，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比重出现快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背景下，工人加速流向第三产业，会对制造业造成怎样的影响？

朱宏任：必须承认服务业是容纳劳动者就业最重要的领域，将来服务业一定还能够创造更多的岗位，新型劳动岗位的扩充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不过，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把握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在推动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要保护服务领域劳动者的权益，做到合规合法。在数字时代，企业对劳动者的管理已经从人对人的管理变成了机器、算法对人的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把劳动者生产效率提高而获益的空间压缩得越来越小，无限逼近劳动强度极限。如果没有对劳动者权利的基本保障和对劳动者的基本尊重，可能会出现一些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比如，针对现在骑手为了赶时间闯红灯等情况，应多一些关注和思考。针对灵活就业人员，一些企业采用方法规避企业应当承担的责任，我认为这种情况是坚决不允许的，必须要合规合法地尊重劳动者的权益，不能钻法律的空子，要把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放在应有的位置。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同时也要重视保持制造业比重的基本稳定，这是“十四五”规划提出来的一个重要任务。近十几年以来，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30%多降到了去年的27%左右。新形势下，制造业对劳动者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劳动辛苦程度、工作强度等方面也与第三产业有一定的不同，如果把制造业领域劳动者工资压得过低就会形成挤出效应，使制造业的劳动者更多地转移到第三产业。从这个角度看，服务业的发展倒逼制造业更良性的发展，必须要在制造业劳动者创造更多价值、生产率更高的情况下，明显提高劳动者收入。这也是保证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劳动者不断从经济发展中分享更多成果的过程。

服务型制造业是制造强国的关键

《财经国家周刊》：“十四五”规划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并首提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我们需要如何落实制造业强国战略，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良性发展？

朱宏任：讲到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和良性发展，首先要讲的是实现制造业更好、更快、更多的发展，提高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保持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但是这一要求并不容易做到，实际上，强调制造业高素质人才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制造业占GDP比重降低的过程一直没有停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有力的应对，要实现这一目标会非常困难。

有一个重要问题应引起关注。近年来，在统计过程中，把制造业中的服务功能和服务板块，即服务型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剥离出去后，一并计入服务业，这应是制造业比重下降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制造业本身适应数字化转型而在制造业里产生的服务内容，应该考虑，是否还应归属制造业，不能轻易地剥离出去。有人提议，可以考虑对现在的统计方法和统计形式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以体现这种新的模式变化。

制造业比重下降是服务业快速发展超过制造业的过程，这实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在于制造业绝对数量的减少。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就要努力实现制造业更良性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调整好相应的比例。这个比例的调整，既有本身绝对数量的增加，也有本来是制造业的内容还放在制造业，这样就会是适宜的、平衡的、符合内在规律和一定比例的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是不是意味着，在这个比例调整的过程中，服务型制造业需要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也更能促进其良性发展？

朱宏任：确实可以这样理解。描述制造业领域常采用微笑曲线，以说明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产生附加值的高低。一般用横轴表示生产过程，纵轴表示附加值，在这个曲线中，生产环节附加值最低，依附于生产的两端属服务型制造业，如，设计研发、管理销售、物流等，这些环节严格意义上不是生产制造，但它们与制造业紧密关联，恰恰是需要大力发展、利润最高的领域。想要实现制造业的良性发展，有更高的附加值，就需要大力发展这些领域，比如提高微笑曲线两端的占比，同时也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实现微笑曲线整体的抬升。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要把制造业的生产过程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它们不是不要制造业，而是通过控制着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附加值更高的服务型制造业，获取更高的利润。现在，我国传统制造业通过较长时间的发展，也需要更高附加值、更高效益的环节来支撑劳动力成本的增加，那就需要大力发展附加值更高的服务型制造业。

这个过程中要注意的是，微笑曲线并不总是连续的，其中可能存在着断点。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一国在产业链条上的分工，不会因为从事很长时间的生产制造就慢慢过渡到产业链高端了。由产业链低端到高端，如果不持续不断地投入与有意识的努力，路是不通的，不会因为干苦力时间长了，就会自然升级到产业链高端，只有通过服务型制造业作为桥梁，才有可能跃升到微笑曲线的两端。

要综合考虑成本和产业安全

《财经国家周刊》：近年来，由于我国沿海人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提升，一部分制造业开始向越南、印度等整体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转移，这些现象会否影响我国制造业发展，应如何认识和应对这一现象？

朱宏任：前几年，沿海地区一些企业考虑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附加值，把一些产品的生产线转到了越南、印度、柬埔寨等国，这是企业应对成本上升的举措，无可厚非。但是现在，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国际经贸环境的一些变化，就应提醒企业注意，不仅要考虑成本的问题，还要顾及产业链安全、畅通，因为转移出去的东西回不来，就可能造成生产过程的中断和生产链条出现难以修复的断点。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要从产业安全、生产链条畅通、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随着现在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发展，沿海和内陆之间的物理距离、空间距离虽然还很大，但是交通时间、成本都会大大压缩。企业也应该从过去单纯地考虑经济利益到现在经济利益和产业链安全全面考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内容，原来企业算一本账，现在要算两本账。

目前，中国还处在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阶段，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需要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地区的政府还有一些优惠政策，随着政府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对企业和企业家的关心关注，原来只是眼睛向外的企业到那些地方寻找发展机会，应是可行的选择。

解决基础工艺“卡脖子”问题没有捷径可走

《财经国家周刊》：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很多产品产能、产量全球第一，或者市场很大，但往往又存在高端产品依赖进口或知识产权、设计研发被外国掌控等情况，从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

朱宏任：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也是我们现在要强链、补链，弥补断点的地方。应该说，我们现在对产业发展中高端制造业的需要与过去相比，看得更明确了。这项工作尤其需要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首先是政府层面，要有一个清晰的宏观导向，集聚资源，加以引导，争取实现较快发展，像芯片、集成电路等领域，政府都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指导方向；其次是社会层面，社会共同关注支持是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要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并营造基金、资本市场关注支持高端产业的浓厚氛围；最后是企业层面，企业要充分利用好国家的政策支持，按照导向，结合产学研各个方面，共同努力，确保长期的坚持和投入。

《财经国家周刊》：技术、知识产权领域之外，在基础工艺方面我们是否也存在短板？

朱宏任：包括基础工艺在内的基础问题其实也是高端制造领域非常重要甚至最重要的环节，在“补短板”和解决“卡脖子”环节领域，很多的时候都体现在基础能力的缺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15年提出的“强基工程”，就是针对基础零部件、基础原材料、基础工艺和重要的基础技术的不足开展的一项重要性行动。基础工艺的断点和短板，往往是学不来、买不来的，它是经验的积累和提升，不像部分知识产权，花钱可以买来。生产过程中有很多具体的诀窍，必须沉下心耐住性子，不断实践，不断学习，不断总结提升。这方面的知识，有一些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但是更根本的是在生产过程中靠自己学习、积累、摸索，没有捷径可走。大力提升基础能力的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应放松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