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8日，我在一位前辈的朋友圈看到其力荐一篇文章，称“这是一篇近年少见的极有见地的管理学研究文章，对当下的中国企业管理、国家经济管理有重要启示意义。”细读之后，确实感觉极有分量与价值。

当时正和岛APP的资讯板块正在进行“每日前三”的打榜活动，遂推荐此文。不想，引起很大反响。加上“秦朔朋友圈”等媒体联动，这篇雄文迅疾成为100万+阅读、影响广泛的高质爆文，也成为我们团队创造的诸多经典传播案例之一。

文章原是赵向阳博士在 “管理50人”论坛上发表的主题演讲，题目为《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赵老师后来由此专著《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一书，已于近日出版。

观点发布于两年前，却切题于此时此刻。文章主旨是我们当摆脱片面学习“美国模式”，而取师德国经验，诸如较小的贫富差距、和谐的劳资关系、扎实的高端制造、发达的职业教育、活跃的隐形冠军等等，如今看来都极富见地与预见性。如今，我们将1万多字的原文重刊。朝花夕拾，经典重现，也是由此期冀一个更均衡、更美好的社会的到来。

——陈为（正和岛总编辑）

作 者：赵向阳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来 源：正和岛商业洞察（ID：zhenghedaoshangye）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可以简单地分为两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以苏联为师，实行计划经济，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奠定了基本的工业基础，但是，人民生活水平落后。

从1979年到2018年，我们基本上以英美为师，全面学习和建立市场经济，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引进消化吸收外国一切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建立了全世界门类最全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工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也学会了创新，建立起了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但是，在过去十年里，特别是2008年之后，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出台之后，中国逐渐也走上了与美国类似的道路，经济上脱实入虚，主要依靠房地产、金融业、互联网和服务业等发展。制造业在赚快钱、赚轻松钱、一切向钱看的压力下，日益变成了非常苦逼的行业。

英美模式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就是政府-企业-社会非常不平衡，社会贫富分化过于严重。特别是，美国的大科技公司和大金融公司利用技术和金钱的结盟，几乎完全绑架了社会的发展。

他们罔顾金字塔底部50%的人的利益，把制造业外包到全球成本最低的地方（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然是一大福音），造成了国内制造业的空心化，使得中产阶层收入停滞、底层失业率飙升，白人的自杀率飙升到很高的水平，社会族群和民意撕裂，造成了类似特朗普这样的人上台，这也是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

图1：1989-2018年美国人累计财富增长分布。其中TOP 10%的人的收入增长极其迅速，底层Bottom 50%的人的收入有显著下降。

不仅仅宏观的“公共-企业-社会领域”大三角发生倾斜，而且微观的企业经营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小三角“股东-客户-员工”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严重失调。从1997年开始，美国公司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股东利益至上”奉为金科玉律，造成了股东和经理层与员工和工会之间严重的对立和撕裂。

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明白了，因为政治制度、国家文化、发展阶段、发展路径等之间的巨大差异，英美模式越来越不适合作为中国学习的“好榜样”。

而以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社会发展更加平衡的德日才应该是中国的好同伴。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我们应该坚定地转向与德日同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强国。

德日模式的一些历史共通性

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许多惊人的历史相似性。相比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等，德国和日本都是后发国家，和中国一样都属于后发国家。

不同于英美所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德国和日本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英美的发展模式，他们特别强调政府和国家的作用，特别强调秩序自由（注意这个词，秩序自由！）、规划、合作、共识、妥协、团结等。

德国把从俾斯麦以来的发展模式叫做“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社团主义市场经济”等（是不是挺类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事实上，相比英美模式，德国的发展模式强调经济活动的社会导向和政府调控，虽然这个发展模式在一百多年的历史里几经调整，尤其是在第三帝国时期曾被中断，但是，总体上来说，一直延续到现在（《德国战后经济史》，阿贝尔斯豪塞，中国社科，2018）。

而在日本，官员（包括自民党、在野党等）——政府机构（公务员）——财经界（包括工会）构成一个相当稳定的“铁三角”，这被认为是日本成功的重要秘密（《战后日本经济的成败启示》，石原享一，2019）。

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存疑虑。既然资本主义有多重模式，中国就应该有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两个国家都因为战争变成了断垣残壁，经济和社会完全崩溃，通货膨胀高企。

但是，奇迹般地，经过三十年的休养生息和专心发展，到了1980年时，日本和德国又成为了世界性的大国，GDP分别高居世界第二和第三。尤其是日本的经营管理模式对美国公司造成巨大影响，成为欧美《管理学》教科书里，唯一对英美管理模式构成挑战的新知识和新方法。

“花无百日红”。很不幸，从1990年前后开始，这两个国家几乎同时陷入了长期的衰退和停滞之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德国因为两德统一所带来的巨大负担和整合困难，而日本则是因为股市和房地产的泡沫经济破灭。

除此之外，导致德日在上个世纪90年代陷入衰退的原因还有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吸引跨国公司和产业外包。

1999年的时候，《经济学人》曾经发表文章把德国称为“The sick man of Europe”（欧洲病夫），而日本人则忧伤地感叹“失去的二十年”（请参考《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池田信夫，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因此，德国和日本几乎完全错过了1990年左右起，从美国发端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信息技术革命。所以，在互联网领域，今天美国有FAANG （Facebook, Apple, Amazon, Netflix, Google等）等，而中国有华为、BAT、京东、美团、拼多多、小米、今日头条等。

但是，德国和日本在互联网领域几乎没有任何特别著名的大公司。先是美国，后来是中国，成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最大赢家。

令人惊奇是，大约从2008年左右开始，也就是当美国深陷金融危机的时候，德国和日本缓慢地复苏了。他们在这个动荡的全球化的时代，依靠自己的高端工业制造，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在诸多领域，例如，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精密加工等领域领先世界（《德国的七个秘密》，奥德兹，莱曼，2018）。

特别是，截止目前，只有德国、日本、中国和美国提出了要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

2013年4月，德国率先提出“工业4.0战略”；

2019年2月，德国正式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

2016年12月，日本发布工业价值链参考框架IVRA （Industrial Value Chain Reference Architecture）；

2015年5月，中国政府提出《中国制造2025》；

2018年10月，姗姗来迟的美国提出了《美国先进制造领先战略》。

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德国和日本，决心发挥自己的优势，不再错过第四次工业革命。

中国与德日之间的相似性使得学习和借鉴成为可能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截止2019年，中国大约有500万人留学海外，其中350万左右学成回国，其中70%左右都曾经留学英美，而其他的30%左右，分别留学其他11个发达国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典、瑞士、西班牙、新加坡等。类似我这样留学德国或者日本的人，从来不是主流。

这就导致我们对英美发展模式了解很多，一蜂窝地复制粘贴英美模式，包括把美国人搞的那一套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全套照搬到中国来，根本不管是否真的有用。而对德国和日本的发展模式，我们了解地相对少很多。

从学者、官员到企业家等，我们大多数人的灵魂深处都非常迷信亚当·斯密所强调的“看不见的手”，而对“看得见的手”则是采用一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能用就用，大用特用；如果自己不能用，就在道义和修辞上大加鞭挞。

中国人的灵魂和肉体完全割裂，并没有在文化心理上深刻认同在某种情况下那只“看得见的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以及在某些极端情况下，那只“看不见的手”不仅看不见，而且可能就不存在的事实（《全球化逆潮》，斯蒂格利兹，2019）。

事实上，因为巨大的制度差异、文化差异（例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发展阶段和历史发展路径不同，英美不是中国学习的最好榜样，德国和日本才是。因为中国与德国和日本在文化和制度方面的某种相似性，使得这种学习和借鉴成为可能。

2015年，经济学家李稻葵曾经与德国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合作，完成了一项针对德国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德国模式的中国借鉴》，他认为，“相对于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其他民族与社会，德国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基础性机制与中国最为相似”。

例如，“德国民众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的选择问题上，比之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更加接近中国。在德国，百姓比较崇尚社会秩序，愿意接受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制度安排，维系社会长期的和谐和稳定”。

“德国的法律框架与中国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德国，法律是由国家制定的，不像英国和美国，法律条文是由各个分散的法院通过成功的判案演变而来的”。

“德国与中国的社会民众有比较强烈的改革意愿。而在美国，民众普遍有一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优越感。美国的精英和百姓普遍性地认为美国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美国的国父们是圣人，美国的经济问题（包括金融危机和财政问题）不能追溯到美国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上去，要改只能在经济政策以及局部的立法层面上进行修补，而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制度的改良”。

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在美国极力想与中国脱钩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深刻理解500年来大国兴衰的规律，应该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特别是以德国为师。

德日模式的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向德日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实在太多。从企业管理的一般模式的角度，我简明扼要地提出十条值得学习的经验。

作为一个管理学者，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过于跨界到经济学家的传统领域去（例如，房地产），所以，我关注的焦点是企业管理中可以借鉴的经验。

同时，我也深刻地意识到，每一个国家的成功经验，都是一个相互耦合和交织在一起的体系，它们相互作用，有系统内的自洽性。

因为德国和日本在幅员、体量、近乎单一民族等方面与中国仍然存在很大差异，所以，我们无法简单地复制其中任何一条，而放弃其他支撑性的、关联性的制度和文化。总之，全盘复制绝无可能，也没有必要，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 较高水平的商业伦理

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过去180年来，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生长出一套扎根在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又融合了现代性的文化。我们现在的文化就像是一个大杂烩，一个大拼盘，缺乏社会共识，更多的是投机取巧和各取所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大的问题是价值观的混乱和道德沦丧。而在商业领域，最突出的表现是高水准的商业伦理的严重缺位。

相反，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后发国家，在极力追赶英美发达国家的时候，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有了自己的传统性，这两个国家是在传统性和现代性得分都很高的国家（请参考World Values Survey，世界价值观调查），这是最值得学习的地方之一。

以日本为例：

从铃木正三（1579年，世俗的生活=佛道修行）、西川如见（1685年，商人经营理念的体系化）、石田梅岩（1744年，鼓励正当的商业活动和利润），再到二宫尊德（1787-1856，利用报德思想指导了农村复兴政策的农政家和思想家）、涩泽荣一（1840年-1931年，“道德经济合一论”，参与了约500家公司的创立和经营）、再到今天被当作圣人一样崇拜的稻盛和夫（工作禅、“敬天爱人”等）。

为什么在日本，算盘和《论语》可以结合在一起？为什么道德和经济可以合一，义利可以合一？而这个问题，仍然严重地困扰和拷问着今天的中国公司。

2. 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

不同于英美企业，过度强调Shareholder，股东利益至上，德国和日本的企业从100多年以前，就特别强调Stakeholder，强调利益相关者和企业社会责任。两百多年前的日本近江商人很早就提出了“三相好”（同时满足客户、企业和社区的利益），并持之以恒地坚持到底，其商业伦理影响了当今的日本企业。

曾经有人研究了日本永续经营的一些优秀中小企业，发现这些公司强调经营就是为了“对五个人的使命与责任”，其中的优先顺序是：

1）要使员工和员工的家人幸福（竟然还有员工的家人！）；

2）要使外包、下游厂商的员工幸福（不以大欺小！）；

3）要使顾客幸福；

4）要使地方社会幸福、繁荣；

5）最后，自然造就股东幸福（这是结果，而非目的）（《日本最了不起的公司：永续经营的闪光之魂》，坂本光司，2010）。

请特别注意这五个利益相关者的优先顺序。Priority really matters（优先顺序很重要）！

3. 相对和谐的劳资关系

基于以上的价值观，在具体的公司内部的治理上，德日两国基本上采用了劳资共制（共治）的方式。

日本经济鼎盛时期的一个研究表明，日本企业具有非常典型的“劳动者管理型的企业”（《日本现代企业制度》，今井贤一，小宫隆太郎，1995）。日本工会紧密地参与公司的运营，为改进业绩献计献策，很少作为完全的对立面出现。

德国工会在1978年前后，曾经对工资增长提出过过高的要求，一度导致劳资关系紧张，最后资方尽量采用机器代替人力，所以，后来工会变聪明了，采取了与企业股东和经理层协商的方式，既保证了工人工资的持续温和增长，也保证了企业的正常运营（《德国模式为什么看起来更成功》，杜瓦尔，2016）。

在德国，罢工是严格受到法律限制的。最近大家看到纪录片《美国工厂》里的美国汽车工会联合会UAW与福耀玻璃美国公司之间的对抗，在德国和日本基本上不存在的。

4. 选择高端制造业作为战略性产业

英美两国，被科技巨头和金融寡头所绑架，为了获得更高垄断利润，很少考虑本国工人阶层的利益，把制造业外包到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本国产业的空心化、过度依赖服务业和金融业，导致失业率高企、中产阶级收入下降，也就造成了今天的中美贸易战。

不同于英美，德国和日本充分地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优势，把部分低端产业外包到中国和印度等，或者果断地放弃了大众消费市场，进军高端制造业，例如，NEC把电脑业务卖给LENOVO，SHARP把液晶工厂卖给富士康等。此外，它们与产业级的B2B客户保持近距离亲密接触，深入了解客户的需求，充分发挥小规模定制化生产的灵活优势，成为产业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2019年8月开始的日韩贸易战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日本通过限制三种重要的半导体元件出口韩国，精准打击韩国半导体行业，可以让我们窥见日本企业所掌握的技术诀窍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相反，中国制造绝大部分仍然处于工业2.0阶段，亟需转型升级，提升品牌和质量，让自己变成无法替代的一环。

5. 隐形冠军和长寿企业，德日企业在战略和经营目标方面显著地不同于英美企业

相比美国和中国，近些年来，曾经名满天下的德国和日本大公司的数量不断在缩水，不占任何优势。2019年7月发布的《财富》500强中，美国上榜企业121家，中国129家（其中包括中国香港10家），日本52家，德国29家。那么，德国和日本强盛到底秘密何在呢？更多的是在与众不同的中小企业。

根据赫尔曼·西蒙2017年的统计，全世界有隐形冠军企业2300多家，其中德国有1307家，美国有366家，日本有220家，中国只有78家左右。

隐形冠军，不求做大做强，更专注于做深，成为每个细分市场领域的第一。这些企业大多数持续经营超过两三代人。他们拥有宏大的目标；保持专注；采用全球化的策略；勇于创新；亲近客户；通过创造价值，而非价格战，长期保持竞争优势；拥有高效的员工和强有力的领导；一般都会进入要求非常苛刻的细分市场等。

而日本更是长寿企业的大国，是永续经营的典范。据统计：

持续经营超过100年的企业数量，日本有25321家，美国有11735家，德国有7632家；

而持续经营超过200年的企业数量，日本有3937家，德国有1850家；

超过300年的日本企业数量有1937家；

超过500年的日本企业数量有147家；

超过1000年的日本企业数量有21家（《工匠精神：日本家族企业的长寿基因》，后藤俊夫，2018）。

当然，这些日本企业，很多是“老店”“老铺”，规模不是很大，很难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有规模的企业。

日本经营学者后藤俊夫研究发现，日本长寿企业的基因主要包括：

立足于长期视野的企业经营理念；

重视持续的成长；

不断构筑和强化自身优势；

长期重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确保安全，量力经营；

让下一代传承下去的强烈意愿；

大多数处于一些特殊的行业（例如，酿酒、食品、旅馆、酒店、传统手工业等）。

特别是，这些长寿企业站在“企业乃社会公器”的立场上，对于自己有恩的利益相关者及社会进行持续报恩。不好高骛远，踏实地从事与企业能力相符的经营活动，也就是日本人所谓的“愚直精神”。

反观中国企业，初创企业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年，美国大概是7年，日本则超过12年。浮躁的心态，缺乏工匠精神和聚焦主业的战略，是中国企业短命的重要原因。

6. 独具特色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财团和商会在企业国际化方面扮演联合舰队的作用

英美国家强调企业间的自由竞争，鼓励机会平等，尤其是市场准入的机会均等，而日本政府和社会更鼓励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联盟，他们希望维持一种更加有序的竞争，很少实施《反垄断法》。

日本大公司之间，大公司与中小企业之间，经常相互交叉持股，互派董事，再加上主银行制，形成了所谓的“系列”（Keiretsu）集团。这种无形的制度设计保证了相关产业链中的大多数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有利于保持长期交易，降低交易成本，结果当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日本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关系研究》，孙川，2006）。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程度还是很低。如果采用严格的标准，也就是一个公司在任何一个大陆的销售额不能超过总销售额的25%，大概只有华为称得上中国唯一的国际化公司，其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日本和德国企业开始国际化的时候，他们借助财团和商社遍布全世界的网络，采用联合舰队的形式，开拓国际市场，这种经验值得中国企业学习。

日本最大的六大财团（例如、三菱、三井、野村等）下属的商社，遍布全世界各地，是日本企业国际化的排头兵，他们一般会领先其他企业一步，通过贸易的形式接触海外市场，长期扎根当地，收集当地的社会政经信息等，分享给接踵而至的其他企业在当地进行直接对外投资（FDI），同时，他们会代表日本企业向当地政府反映自己的集体诉求。

这些财团和商社的领导人，每个月都会聚餐开会，沟通情报（《静说日本》，徐静波，2019.07）。德国商会虽然不如日本商社那么无孔不入，但是，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而中国企业走出的过程中，不仅仅单打独斗，而且经常相互拆台，争夺项目，给了他人各个击破的可能。

7. 德日相对保守的金融体系更加适合持续性创新

相比美国的华尔街金融模式而言，相对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实力而言，他们的金融体系要保守和小很多。虽然在泡沫经济时期，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的市值曾经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但是，金融证券市场在德国和日本，总体上远不如英美发达，而且也不是他们发展的重点。

例如，学术研究通常形容德国是一个“对投资者保护不力……股票市场极其有限，几乎没有收购、接管，银行部门对于上市和非上市公司均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国家（Alexander Dyck，2005，P.278）。

此外，不同于英美强调股票市场在企业发展中的融资功能，德国和日本的银行经常持有本国公司的相当的股份，也就是所谓的主银行制。长期以来，银行一直作为独立的力量，活跃在公司的监事会。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这种关系，长久而稳定，直接影响关键决策。

经济学者许涛在《超越：技术、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历程》（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一书中区分了两种金融形态，市场导向的金融和银行导向的金融。

他发现市场导向的金融（典型代表是风险投资、投资银行、股票市场等，英美是典型代表）明显有助于颠覆式创新；而银行导向的金融（以各种信贷银行等为主体，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更有助于持续性创新。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各种追赶型的经济发展中表现优良，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力所不逮的金融原因。

令我最困惑的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一种完美的模式，能把市场导向型金融和银行导向型金融结合在同一个经济体内，而且运转自如？

悖论整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看看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在房地产价格不断高企、P2P不断爆雷和“双创”大跃进的情况下，赚快钱的欲望总是战胜做实业的耐心。能否在同一个体制里，建设双高型的市场导向型金融和银行导向型金融，我觉得很难，这需要未来的实践证明。

8.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应该采用不同的发展模式

在德国的马普研究所和莱布尼茨学会里，一群诺贝尔奖获得者（或者类似水准）的科学家带领团队做基础研究，试图发现未知的规律，他们活跃在科研的最前沿。

而在欧洲最大的应用科技研究机构弗劳恩霍夫协会里面，数量众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与中小企业紧密合作，共同开发面向应用的研究，加快知识和技术转换的速度。

甚至，许多德国企业并非一定要采用高密度的资金投入进行技术创新，而采用非常高密度的投入所进行的中低技术的持续创新，也能给企业带来的显著的绩效。

它们经常采用一种混合创新的模式，也就是对可用技术和现有知识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进，尤其是通过把这些技术和知识与高技术组件结合，而最终得以创新。

类似这种情况，在日本企业里，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精益制造和现场改进中，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种高度情境化的特殊知识，是一种粘滞的知识，很难进行迁移，更多的是以商业秘密和诀窍的形式存在，需要丰富的现场经验，而非高深的理论知识。学界把这种创新叫做黑手创新（Dirty hands Innovation）。

反观中国的科技创新，科研机构的研究与企业技术的市场需求之间几乎完全就是两张皮。科研院所关起门来，围着基金、论文和职称转，所谓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三十多年来，被证明基本上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中国最缺乏的恰好是弗劳恩霍夫这种应用科研机构，以平台的形式弥补中小企业研发能力的短板。

政府有关部门应该考虑，把中科院和部分高校的老师分流出去，把他们从课题和论文中解放出来，组成一个面向应用的技术开发平台。而剩下来的人，则用最优渥的薪酬待遇养着他们，给他们充分的学术自由，不要那么多精细化的考核，让他们心无旁骛地朝着诺贝尔奖的高峰去攀登。

9. 长期雇佣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双元制教育体系

提起日本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我们经常会想起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等。事实上，传统的日本式的人力资源管理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调整，但是，基本精神仍然保存。

以前的正式且终身雇佣，现在已经变成了有能力者终身雇佣和用人形式多样化。以前的金字塔型组织，通过既定流程，由事业部下达命令，现在已经变成了具有通融性的团队运营方式，追求长期稳定的利益（《战后日本经济的成败启示》，石原享一，2019）。

类似地，因为德国采用联邦制，各个区域发展相当均衡，大城市和小城市，甚至乡村地区之间没有显著性的差异，所以，德国中小企业广泛分布在各个中小城市、乡村、甚至偏僻的山谷和森林里。雇主和员工之间关系亲密，高度信任，经常出现两三代人服务于同一个企业。

虽然在德国企业里，终身雇佣不是明文规定的，但是也非常常见，是一种隐形的心理契约。所以，不同于美国和中国的高流动性，长期雇佣是德日用人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

谈到德国工业体系的强大的秘密，人们经常归因于德国独一无二的双元制教育体制和学徒制。德国的文科中学培养准备进入大学的学生，而实科中学培养要参加技术工作的学生。

德国约有342类受认可的学徒职业（或称工种），提供技术和社会领域的公司内部培训和课堂教学。其学徒培训一般持续两年半到三年半，在这段时间里，学徒做的是全职工作。

每个学徒必须获得实习培训和实践经验，从中学习具有高度针对性的特殊技能。特别是，地方职业学校往往与地方产业建立亲密关系，从而相辅相成、互助互利。

中国目前正在把将近700所三本或者专科学校全面转型为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但是在这个教育转型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主要在于改变人们的观念，包括对于体力劳动的传统负面观念；对于上大学和望子成龙等不切实际的期望；真正建立学校和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克服包括快递业等服务业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因为快递业不用经过多少工作培训，三天就可以直接上手，而且赚钱还挺多。而培养可以从事复杂技术的工作技能，则需要相当漫长的学习和投资。

10. 收入分配真的很重要！缩小贫富分化差距，建立一个平衡的社会

过于悬殊的收入分配差异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痼疾。根据统计，美国CEO与普通员工的工资之间收入平均相差300倍。2000年时，也就是互联网泡沫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差距甚至曾经最高达400倍左右。

相反，日本从1945年到1980年之间，企业里的最高层和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仅仅3倍左右。即使经过泡沫经济之后，能力主义和绩效主义在日本抬头，现在的差距最多也就是5到10倍左右。

类似的，德国的CEO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也远远低于美国（但是显著地高于日本），达到20倍-50倍左右。例如，2016年，大众汽车公司的CEO的年薪是普通员工的52倍。

除了收入分配以外，人们还在意其他类型的收益，比如权力和声望等。长年任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经济专家竹内宏，用如下的公式定义日本社会的权力结构的制衡关系：“（权力）+（收入）+（声誉）=恒定值”。

对此，石原享一（2019）做了如下说明：

“在日本，大臣和官员虽然手握大权，但是，公务员的身份使他们的薪金远不及财经界人士，声誉也不算太高。

财经界人士收入丰厚但无政治实权，也不太受世人尊敬。

学界和媒体与权力、厚禄无缘，但拥有较高的社会信赖度。

不让权力、财富、声誉同时集中至某一极，正是日式资本主义获得稳定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反观中国社会，则是一个“赢者通吃”的天下，财富分配上的马太效应尤其严重。有些官员通过权力所获得的隐形收入远远大于自己的薪水，再加上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官本位”观念，当官的声誉也远远大于其他职业。

而在过去四十年里，曾经在 “士农工商”中排名最后的“商”，一跃成为第二名，成为社会改革的中间力量，在社会地位上仅次于官员，在财产性收入上更是凌驾其他任何社会职业。而传统意义上的“士”或者知识分子被急剧边缘化。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时代的悲哀。

结语

当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时，当中美贸易战的炮火让许多人开始反思英美模式的局限的时候，我们应该把长久固化了的参照系从英美转向德日，想象另外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发展模式，一种本来就与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更加契合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和中国企业绕不过去的必由之路。

1983年的时候，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提出中国企业改革的十六字方针，“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

时过境迁，我们现在已经在中国看到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融合了现代性的管理之道，例如，华为、阿里巴巴等。我们需要在借鉴学习德日模式的优点的基础上，直面鲜活的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走出一条充满善意和效率的道路，才能在未来与世界同行，甚至引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