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大迁移，是否可怕。这两天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朱教授交流，给出了一个新视点。

以浙江诸暨为例，一条大唐街道，就能造就了中国的袜业之都。每年出口额100亿元人民币。然而，大量转移也在发生。很多工厂前往越南泰国，。
这种现象，如何看待？

需要正视一个问题，诸暨的劳动力人口越来越难找了。这里工厂工人，基本都不是来自诸暨，而是是来自贵州等很难偏远地区。

依靠中介服务，跨省人口打工，是中国制造最具特色的一个基本盘。工人流动速度越来越快，而且极具组织性和爆炸性，将使得中国制造越来越穷于应付。流动工人的现象，已经让电子消费品行业已经备受冲击，下一步也会在各个行业流行。
当然袜子，跟刺绣一样，工序相对简单。服装厂还需要十多个工序，而袜子得益于设备的进步，一台机器就可以基本搞定。织袜子大工厂往往是乏味的，车间里全是设备，而且长得都一样，一个型号下来。对直接缝制的人工，需求并不大。
而在诸暨主力产区的大唐街道，依然需要很多人工。这里出口型企业有100多家，而大大小小袜业公司估计有上万家。人，是少不了。

既然制造已经很困难了，留也很难留得住，袜业自然也要转出去。
意外的是，袜子转移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隐性群体最为受益。那就是诸暨缝制袜子的机器。

伴随着诸暨袜业的发展，这里的袜机也经历了很多次机器创新。现在可以采用线头连织技术，将一根线头织到底。而以前袜子完全做不到这一点，只能大量靠手工。
一台袜机虽然只有10万元，但它的整套零部件也不能含糊。车间保持恒定温度。否则纱线张力就会受到影响，导致袜子弹性也不同。这都对机器提出要求。

诸暨每年可以生产1万台一体袜机的能力，居然也是全球首位。
有了这样的突破，诸暨的袜机制造商，也开始出口设备，也赚钱不少。
诸暨袜业为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提供了一种极好的样本，那就是哑铃型创新的平衡发展。袜子产业在发展，
而织袜设备也在升级。前者滋补了后者的繁荣，而后者也使得袜业制造更有竞争力。
产品与制造产品的机器，产值往往呈现10倍关系。一个是百亿产值的袜业，一个是10亿级的装备制造。二者相辅相成，这是最好的“将相和”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袜机往往本地制造。而它使用的控制系统，正在悄悄地转移到中国制造商手里。北京大豪就提供这样的的控制系统和控制面板。在以前，这都是采用日本三菱或者德国西门子。目前看，在这条供应链，只有芯片还是美国控制。当产业，还有机器一起输送到东南亚的时候，美国在整个供应链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了。
整合也在发生。全球色纺纱的龙头企业华孚时尚，通过收购的浙江诸暨的卡拉美拉、博亿、易孚三家袜业，完成了从纱线向下游袜业的产业整合。
然而在诸暨的产能扩张，已经停止。制造基地开始向安徽淮北和新疆阿克苏转移。三地将达到1500台袜机。这家在2020年被美国商务部列入管制清单的企业，开始在越南投资，已经建成30万锭的产能。而华孚在中国，有200万锭的纱线产能。
对于华孚而言，越南更像是是一个避险市场而非主力。同样，对机器数字化的改造，在中国的需求，也明显高于越南 。

而像北京大豪本来就是专门提供电控设备，面向刺绣和缝制。六年前也通过收购织袜机进入一体化装备行业。装备供应链的链条上也是挤满了中国优秀的企业。

当整个链条，都在出海的时候，这些企业是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发展中国家，大部分都要通过工业化来积累财富。东南亚，走的更快。如果这些正在工业化的国家，正在接受中国消费品制造能力的时候，也同时将中国多年工业化的经验和知识产权和工艺，也同时得以输出。
这对于中国制造，是一个双响炮。
当年有一家土生土长的企业声称自己是，“没有日本人的日本工厂”，表明了中国制造深受日本模式的影响。采用了日本管理模式如精益，同时也使用了日本设备和材料。这就是日本生产方式的国家能力的输出。
而现在，在东南亚，中国制造或许可以呈现同样的形态。